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途径

探索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途径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弘扬和培育民族精冲的实践,不断推进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指导理论的创新,保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正确方向;加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相协调的社会基本制度体系,注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冲的制度与机制建设,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营造优良的社会环境,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通过精神文明建没等移风易俗的途径改造日常生活,构建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相汾调的和谐生活．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提供肥沃的生活土壤;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脉搏,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与民族伟大复兴有机统一起来,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改造国人精神世界,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中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论宋代话本体传奇的世俗化追求

辞章化传奇的衰落和话本体传奇的崛起是宋代传奇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两个现象。本文重点讨论话本体传奇的世俗化追求,试图从时代风会、精神气质、艺术表达等层面系统揭示这一类型作品与辞章化传奇的区别。     

项目审批中腐败现象的防治

当前 ,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形势依然严峻。文章在分析项目审批中所存在的制度缺陷和管理漏洞的基础上指出 :反腐的关键是加强制度建设 ,减少人为差错的发生 ;加速法制建设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增加公共事务的透明度 ,加大腐败行为的未来风险和代价。只有这样 ,腐败才能得到有效控制     

论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 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我们要加强文化建设, 培育民族精神, 为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努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群体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近代科学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第一次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科学家群体。本文对该时期科学家群体的一些基本问题———年龄结构、学科分布、区域分布以及留学经历、精神特质等———进行了分析,并揭示它在多个层面上的现代意义。     

两宋士风述论

中国历史在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形态呈现出与前代社会不同的世相,引起了巨大的士风与世风的扭转,表现出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宋代文人士大夫由盛唐时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精神的弘扬,为国家效力的自觉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空前强烈;他们重义轻利,隐逸独善;同时,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开始肯定工商业的社会价值,工商皆本的功利主义风习盛行,并对当时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在两宋之际与宋元之际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士林风习也有奔竞、华靡和苟且的突出表现。     

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宋代“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为宋代士大夫营造了新的生存环境,成为宋代士风转变的时代文化大背景。范仲淹注重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和完善,并在一生的仕宦经历中身体力行,最终归纳为“先忧后乐”的精神风貌。北宋士风转变,至宋仁宗时期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范仲淹以其言行对时人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成为时人学习的楷模,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     

论研究型“学”的德性本质

研究型“学”的德性本质蕴涵了“学”的理念与目标追求,还包含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学风与学品。“学”之主体只有深刻理解“学”的德性本质,才能有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批判性的学术视野、远大的职业理想、自强不息的人文品性、厚德载物的人生理想,也才能不断向“止于至善”的目标迈进。     

论古希腊—罗马与中国传统中的表达伦理学

在西方的古典修辞学理论中,品德、逻辑与情感构成了修辞说服的三个要素。演说者可以通过自身的道德品质和人格魅力,通过逻辑推理,通过调动自身或受众的情感因素,进行说服,达到预期的修辞目的。在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传统中,关于演说者品德形成方式及其功能的看法,既有唯心主义的观点,也有实用主义的观点,品德既可以是与生俱来、现实的,也可以是通过演说建构的。在中国先秦时期的修辞思想中,言说者的道德品质也被看做是影响说服效果的重要因素。在此问题上,儒家、道家、法家等的观点也存在许多差异。在本文中,作者对东西方古典时期的表达伦理传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对古希腊、罗马和中国先秦时期的表达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概括了唯心主义与实用主义两种表达伦理思想,揭示了中西方修辞伦理观上的异同。     

六朝至唐取士标准的调整与中唐士风的转变

六朝至唐代的选官标准主要有经术、德行、辞章和吏能。初盛唐时期这些标准有论争也有融合，如儒学派批评辞章派体性轻薄。在张说、张九龄的引导下产生了以兼擅礼乐、文章为特征的盛唐文儒，是经术、辞章两项标准的融合。盛唐文儒不屑吏事，和李林甫代表的吏能派产生过论争。“安史之乱”后，出于整顿士风的需要，德行成为首要的取士标准；“黜华用实”的用人政策和经世之学的兴起使吏能受到重视。贞元、元和时期，德行、文章、吏能三项标准趋于融合，“君子儒”成为理想官员的人格范式，这对中唐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