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结构中ATB移位现象的最简探索

在英语并列疑问句中，存在着ATB(Across the Board)移位现象。汉语作为Wh in situ的语言，不允许疑问词提升。但是通过对实际的语料分析发现，在汉语某些宾语前置的话题结构中，同样存在着ATB式移位。文章通过分析这些结构的句法特征和生成机制，证明了在汉语中同样存在着ATB移位现象，并通过对比不同语言中话题化结构的特点，进而证明了ATB移位具有跨语言的普遍特性。     

论刑事审后程序

刑事审后程序是指除审判监督程序外刑事判决生效后一系列程序的总称,包括刑事执行程序、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程序以及刑罚被执行完毕人员的前科消灭程序等内容。刑事诉讼法学界除了对作为刑事审后程序重要内容的刑事执行程序研究较为充分外,还没有人对刑事审后程序作过系统的专门研究。对刑事审后程序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建立和完善被害人损害赔偿制度和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建立刑罚被执行完毕人员前科消灭的法律制度,不仅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消极修辞”之内涵新解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两大分野值得肯定，但他界定的“修辞”内涵必须重新解读。为此，重新探讨了消极修辞的定义、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目的，提出消极修辞指没有相对固定格式的句式语词选择创造之艺术。具体有两个研究对象：其一是旨在适切语境、语体、语流的语境性措辞选择创造，其二是旨在达雅的文本内部措辞选择创造。其研究目的在于让受众能够切实把握该艺术，提高选择创造句式语词的能力，提高语言表现力。     

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兼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我身份认同

研究边界的日益模糊、研究对象选择的随意性和研究方法的非历史性,是制约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三大核心问题。应当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边界和理论性质作大致明确的规定,并且立足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这一目的出发,破除形而上学的两极思维方式,展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实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     

论著作权客体的演变

著作权客体及其演变是著作权理论和著作权法律制度的重要问题之一。各国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表明，著作权法所规定的著作权客体保护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而且作品成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所要求的构成要件呈减少趋势。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著作权立法的变化、作品载体的变化以及作品创作方式和表现形式的变化。这些变化是著作权客体保护范围不断扩大的原因。研究著作权客体演变的规律及其原因有益于丰富著作权理论和完善著作权法律制度。     

侵权人不明的高楼落物侵权的法律规制

《侵权责任法》第87条对侵权人不明的高楼落物侵权责任的承担进行了规定,具有保障受害人得到补偿、统一司法实践、降低致害概率的积极意义。但是,该规定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不利于社会和谐、容易引发道德风险、预防功能不充分、适用前提不明确等,没有很好地解决高楼落物侵权所面临的困境。采取社会救济、高楼落物赔偿基金、保险赔偿等多种途径相结合的救济方式,行政法、刑法与《侵权责任法》相配合的惩罚制度,不仅可以使受害人得到及时的、充分的补偿,而且可以有效预防此类侵权损害的发生。     

论审判对象的变更及其控制

在强调诉审分离的近现代诉讼构造下,无论法官还是控诉方,其权力均被设定了合理的界限与范围,体现一种分权制衡的机理,显示一种对被告人防御权利的保障的理路。审判对象发生合理的变更,主要基于两种理路,一是“起诉变更主义”,二是“审判对象狭义论”,进而表现为内容、性质及方式上若干类型的变更。面对审判对象变更,利益受影响最大者是被告人,故而要将审判对象变更控制在合理限度内与正当程序中,有效防范突袭性审判的发生。我国现行审判对象变更实践缺乏合理的控制机制,并常常表现为法院与检察院的一种“沟通”,当务之急是要完善审判对象变更程序,对审判对象变更实行正当性控制。     

“物体—性状”认知框架及相关语法现象

物体—性状框架是人类认知框架中最为基本的一个。很N合格的必要条件是:第一,N必须具有可被激活的非单一的性状特征;第二,在已有的认知概念系统中,还未形成能够涵盖N的全部性状特征的概念。名词和形容词互转的语义基础是物体—性状之间相互关联。人类遵循物体→性状的认知顺序,该认知顺序投射到人类语言中,即为名词——形容词的发生顺序。     

Cosmopolitan stance negotiation in multicultural academic settings

Our analysis of an informal event involving Chinese and Spanish students and lecturers displays the cumulative nature of stance negotiation in multicultural settings. It also highlights the role of socio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elements in stancetaking, not only in relation to the positions adopted by the participants, but also in the successive redefinition and reframing of the stance objects. Socio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elements are also crucial for the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of intersubjectivities, particularly among mobile citizens. The way in which ou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naged to overcome misalignments, the values and ideologies evoked within the interaction, reveal nuances of cosmopolitanism that point to a globalization of tastes triggered by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worldwid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Sharing a cosmopolitan orientation, however, did not prevent ideological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articipants. An analysis of how these were voiced and negotiated allows grasping the remarkably wide spectrum of cosmopolitanism(s) today.     

“信息”与知识产权对象

“信息”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作为知识产权对象的信息不应是信息论意义上的信息，而应是控制论意义上的信息，即具有“同型结构＋意义”双重结构。这有其法学上的规范意义。具备“源于人、有价值、法定性”条件的信息即可成为知识产权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