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1.0时期、2.0时期到3.0时期，城市逐渐实现了从“幕后参与者”到“共同引领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既得益于全球治理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更受惠于城市外交理论的推动和全球气候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驱使。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的这一“共同引领者”角色还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不仅在隐性的“南北分割”的权力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分歧中，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困境；而且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行动的“单向”型构造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责任”的两难抉择中，面临着对内优化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两条干路+六条支路”的“两轨并行”式路径来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国家可以在寻求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之时，进一步完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立法，并赋予城市以一定的自主性；而城市也可以在深化城市气候外交，加强与国家的“双向”型气候治理互动的同时，推动“韧性城市”的长效发展。     

试论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

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包含三个层次,即基金的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制度安排、基金内部约束机制、外部市场压力及监管制度。针对我国基金治理结构目前存在的问题,可通过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将基金经理的报酬机制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挂钩、增强外部市场的竞争压力等途径,使之逐步完善。     

论数学教育中的数学观念体系

本文从培养数学观念的角度，就数学教育如何培养人们的科学思维方式和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作一论述。     

信息时代国际传播的控制:从管制到治理

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国际传播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使得民族国家的传播管制面临挑战,而把治理的理念引入国际传播领域,有助于探索在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国际传播管理的新途径。国际传播控制从管制到治理,实际是对国际传播秩序的改造和完善:从参与的主体看,承担维持国际传播秩序任务的既有政府组织,也有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团体等;从治理内容看,于侧重意识形态之外,又加入了保护民族文化、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等新内容;从范围上说,它已不限于领土范围之内,而是积极参与国际传播领域的合作,以建立有利于完成国内传播控制目的的国际传播环境。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产生的根源分析

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存在的问题中,公司治理结构运作失灵是阻碍国有企业深入改革的最大障碍。本文首先明确了当前认清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产生根源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产生的根源一一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经营者选择机制不合理和股本结构不合理。     

人力资本产权化挑战公司治理理论

在对已有公司治理理论评述的基础上,从人力资本产权特征和公司治理效率的贡献两个方面,论述说明人力资本产权所有者将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主体。提出谈判控制理论,以资本剥夺程度的强弱作为衡量谈判控制力大小的依据。对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无论是谁侵蚀谁的利益都必须纳入“公司治理”范畴;应以两者是否在谈判控制的平等合约内建立作为判断是否侵权的标准;认为判断控制力大小的主要因素应该是专有性大小。提出分类治理的理念,得出对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的三点启示。     

当代西方关于全球性问题的哲理反思

当代人类面临种种全球性问题,科技社会效应的两重性空前突出。当代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一场科技悲观论与科技乐观论的激烈论争。对这场极具哲理性的争论应给予全面分析并加以总结,这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科技价值论和生态哲学观的深化和发展。     

英美模式对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启示

资本主义公司进入第二阶段以后 ,出现了“经营者支配” ,我国国有控股公司中同样面临此类情况。如何完善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 ,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如完善资本市场、改革银行体制、选拔经理人才以及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等     

构建立足“3R”的矿难治理预防管理体系

对劳动力载体的保护是劳动和社会保障的指向之一。面对矿难对劳动者生存权的侵蚀,加强矿难治理的准备工作,就成了生命对社会的合理诉求。这其中对劳动者生存权的尊重,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