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幻觉假说的实证检验

财政幻觉假说是公共选择理论下解释政府规模增长的理论之一。依据财政幻觉假说的经验方程，将“财政幻觉”分解为“赤字幻觉”与“预期幻觉”，以中国1978～2004年的年度数据，采用邹氏转折点检验、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财政幻觉”与政府规模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幻觉”是中国政府规模增长的原因之一，其中“赤字幻觉”的存在未得到显著证实，但“预期幻觉”对政府规模有正的显著影响。     

1998年、2008年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三定”规定比较研究——基于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相继经历了6次比较大的机构改革,纵观这6次机构改革.尤以1998年和2008年的动作幅度最大、影响范围最广且具有标志性的意义.1998年和2008年这两次机构改革,都是以职能转变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但这两次又有所不同.本文通过两次机构改革中形成的"三定规定"的研究,以政府职能转变为视角,分析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取得的进展与成就,同时根据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找出不足,明确下一步改革的方向,这对于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政府传统行政模式的转型

以传统政府模式转型成“企业化政府”模式为典型,把已经在企业内部取得瞩目成就的平衡计分卡管理模式引入“企业化政府”管理模式,增强政府改革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我国国家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综述

我国国家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推行十多年来,对稳定公务员队伍,提高政府的工作效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一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急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现有关于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提出了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几个问题.     

政府再造之行政文化战略选择

主要从行政文化的战略意义入手,探讨了政府再造的目的和途径、文化战略、行政文化、政府管理对政府再造的影响机理以及行政文化战略构建的实现方式等问题。     

论太平天国时期的周庄枪匪集团

:以费秀元、费金绶父子为首的周庄枪匪集团 ,是清末太湖地区众多枪匪中势力较大的一支。费氏通过捐输取得官衔、功名 ,约束土匪劣性 ,获地主士绅和清政府的支持。太平军攻占苏州后 ,该集团负隅顽抗 ,继而被迫假意受抚 ,最终公开投降清军。在李鸿章率淮军攻占太平天国苏福省的战斗中 ,周庄枪匪绘呈地图、担任向导、随军作战 ,出力颇巨 ,后为李鸿章收编。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中的依法执政基本途径

依法执政或依法行政,作为执政方式最为直接、最为具体的基本实践环节或途径,在相当范围内反映着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实现程度。这取决于《行政许可法》不打折扣地坚决实施,政府的依法执政职能方式从重管制向重服务转变;职能范围从“全能”向“有限”回归;职能性质由“专断”走向真正“民主”;职能习惯从主观随意转向严格的法治。     

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中的角色定位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着中央政府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推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基于交通量风险的PPP交通项目再融资产品设计

交通PPP项目的投资大、风险高。政府作为发起方,需要为项目提供担保以吸引社会资本方的参与,但过度依赖政府担保意味着：一旦发生数额较大的债务违约将会给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因此有必要谋求适宜的市场化融资渠道。为了协调PPP项目相关者的利益,本文在项目收益债的基础上嵌入了与项目未来收益挂钩的或有条款,并运用结构化方法中的Merton模型在风险中性情景下对融资产品进行了定价。最后,以某PPP交通项目为例,进行了具体的融资产品设计,计算了相应的产品价格和风险价差,并对某些关键条款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该产品能够在有效减轻政府担保的基础上降低融资成本。     

“政策领域-时间维度”双重视角下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央地协同研究

本文以2009—2018年间中央及地方（以北京市等四个地区为例）颁布的263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为研究样本,从实施领域角度,将产业政策分为财税支持、行业规范、规划引导、监督保障、其他措施等五类,经政策分解,将政策片段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五个环节进行匹配;在此基础上,测度不同时期产业政策央地总体协同度与政策实施领域间的协同度,并通过逐步回归法,确定影响政策协同的各政策效力指标灵敏度。研究表明："中央-北京"和"中央-深圳"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产业价值链各环节发展较均衡,而"中央-上海"和"中央-江苏"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存在"重使用、轻研发、轻市场"等失调现象;四地区与中央政策措施的协同差异主要体现在研发、生产和回收环节,提升"政策引导"和"保障措施"指标的政策效力有助于提升央地协同水平。根据政策分析,未来政策制定需从优化中央政策推广方式和加强监管保障等政策措施着手,根据产业链不同环节状况适时调整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