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在新的世纪,国际国内环境及党自身发生的深刻变化给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面对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审时度势,积极应对:在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与灵活性;把意识形态建设与民族精神培育统一起来;建立起符合时代特点和要求的现代思想教育体系,提高党的意识形态灌输的有效性;遏制党内腐败,重塑廉洁形象,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说服力;顺应时代改革潮流,充分吸纳世界文明思想精华。     

中国蒙古文学史料学的起始与发展

蒙古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蒙古文学史料。随着国内外蒙古文学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蒙古文学史料搜集整理已逐步发展成为蒙古文学史料学。蒙古文学史料学包括蒙古文学的田野调查、史料整理、考订、选录、笺释、校注、校勘、辑评等诸多研究内涵。中国蒙古文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得益于蒙古文学史料学的长足发展。我们应当总结以往蒙古文学史料学研究的经验,使蒙古文学史料学更加系统化、科学化和理论化。     

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与人类学研究--以洪水神话和族群认同研究为例

本文以西南和中南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的洪水神话对人类学族群认同研究的作用为例,说明民间文学作品对人类学研究的作用.指出,由于民间文学收集整理方面的原因,致使它作为人类学研究资料具有不足之处.     

历史小说：在家庭文化的认同与互动之间

家庭文化对于历史小说家的审美趣味和历史观念具有重要影响,家学传统给予历史小说家的文化熏陶对于历史小说写作具有重要意义,情感的苦乐体验使作家对历史小说如何以史鉴今重塑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有着独特理解,但家庭文化的负面因素也造成了历史小说的缺憾和不足。     

社会史论战的先声——《新生命》杂志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探讨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生命》杂志作者群体围绕着中国社会结构进行过一场讨论,可以视之为其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先导。这次讨论最大的特点,是关注中国社会及其社会史的特殊性,而不是共同性;所用的方法是社会学的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在探讨中国社会结构问题时,《新生命》杂志是一份既非反对唯物史观,也不是完全意义上坚持唯物史观的刊物。     

共青团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百年历程及基本经验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紧跟党的步伐,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走过了百年辉煌历程。百年来,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将党领导团正确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坚持改革,不断增强团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能力;教育引导青年,重视青年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建设中,共青团要不断突出政治性,增强先进性,保持群众性,巩固、夯实、筑牢其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领导基础、政治基础和青年群众基础。     

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现状问题与实践路向

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是通过国家、社会、乡村等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对乡村社会动态调控和管理的过程,具有参与主体多元、管理方式民主、运行过程公开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乡村治理共经历了四个各具特色的阶段。新时代的新阶段,这一地区在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轨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可提出若干相应的对策建议。这对在新阶段推进该地区乃至全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都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和价值。     

从冥府主题释读《理想国》中的诗与哲学之争

《理想国》中诗与哲学之争的本质是二者谁掌握教育雅典民众的权力。统摄全篇的冥府主题隐喻着雅典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遭遇的灵魂危机,提供了诗与哲学之争的现实语境。在承担教育功能以外,诗还镜像地呈现着人类世界的自然现实,其模仿与变化的本质决定了诗教状况将会随灵魂危机一起遭到败坏,哲学教育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因此,《理想国》讨论诗哲之争的真正意图并非要使哲学赢得对诗的胜利,而是通过揭示诗与哲学的共同危机促使雅典人认识到自身灵魂的危险处境,从诗教代表的现实世界出发,在朝向理念世界的攀登中完成灵魂的净化。诗与哲学的关系也将在这一过程中由纷争走向融合。     

天一阁本《石鼓文》之递藏误读及拓本年代

天一阁本《石鼓文》,自全祖望发现后,先后被数次重摹,甚至在光绪年间重摹至国学韩文公祠与石鼓原物交相辉映。因此本毁于咸丰兵燹,后世多以重摹本为参考,故对其递藏少有梳理。全祖望是此本的最早著录者,但其所录诸家递藏时,存在顺序颠倒,致使后世对此本递藏之误读延续200余年。递藏者的改变,使得此本的传拓年代成为新问题。借助钱大昕、张燕昌等相关文献,基本可以推测此本的年代应在北宋中后期的70余年间。     

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理论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以斗争为生命要素的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运思中,马克思确证了社会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天下最权威的东西”和“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同时还回应了工业革命和资本逻辑背景之下反对旧的社会关系和联合的革命行动何以可能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致思理路中,他先后聚焦物质利益、异化劳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分别阐发了他的社会革命思想。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是与众不同的,它既是革命理念与革命行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经济革命与人类解放、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相统一的总体性革命,又是历史地回应时代之问的人民革命。在新时代,我们必须高扬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和精神,在理论上肃清消解、否弃、拒斥革命的误识,在实践中继续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