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加强我国金融监管

为了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各国政府日益加强了金融监管措施。主要有 :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主要国家联合干预国际汇率市场 ;金融监管标准国际化——巴塞尔协议 (资本充足性标准 )与金融市场风险综合、及时评价。在发达国家 ,过去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局合二为一和一分为二的情况各占一半。但是 ,近年来 ,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开始进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 ,在强化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同时 ,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 ,交由另外的政府机构承担 ,以适应金融领域混业经营的新潮流 ,即将银行、证券、保险三方面的监管机构合并到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文章着重讨论美德日三国国内金融监管新趋势 ,以及由此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监管的重要启示     

交易延迟与机构投资者交易策略研究

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出清具有一定规模的证券时,其提交指令的行为将对证券价格造成冲击形成交易成本,之后指令执行延迟也造成交易成本。文章以既定风险厌恶的机构投资者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交易延迟下的最优指令提交策略。经研究表明:交易延迟下最优指令提交策略受风险态度、证券收益、证券价格的波动性、市场的流动性与深度以及瞬时冲击程度等参数影响,不同市场的情况要求机构投资者调整策略,改变指令提交过程。     

我国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并行与融合

当前,在我国法律体系内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采用了并行模式。并行模式关注于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差异性,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利益维护。这虽然看似诉讼目的明确,符合环境权益救济需求,但其实际忽视了环境的整体性特征,不但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梳理,而且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甚至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裁判。面对并行模式存在的弊端,我国部分学者提出了强制合并、混合并存、另赋实体请求权、诉讼信托、诉讼担当等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模式,上述模式分别从诉的合并和诉讼实施权融合两个方面对融合方式进行了探讨,但是其中仍存在当事人诉讼选择权忽视、公私益失衡以及责任重复认定等问题。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使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质量,环境公益诉讼的数量日渐增多。基于环境问题的关联性、潜伏性特征以及环境侵害发生的阶段性机理,环境诉讼中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交叉使得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成为应然趋势。在尊重环境整体性特征的基础上,以追求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为原则,结合我国实际,以具备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作为枢纽,充分利用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权,构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新融合模式,将有利于诉讼目的实现。新融合模式强调发挥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效能,争取将同一事实产生的公私益诉求在同一时段提出,并依据诉的合并将两者合并审理,继而,在进行责任认定时,关注公私益交融之处,实现责任公平分配。新融合模式尊重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避免了责任的重复认定,节约诉讼资源的同时提升了诉讼效率,不失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理想选择。当然,该模式尚处于理论初探阶段,要想真正具备实践性还需要在自诉讼制度、监督机制以及协作配合等多个层面进行建设构想,从而为环境诉讼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网络销售滋补保健类中药材监管问题探讨

滋补保健类中药材深受我国消费者的喜爱,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中药材是药品监管中不可回避的议题。但是中药材的双重属性和界定的模糊性使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难以对中药材准确定性,影响中药材监管效能。文章立足于网络药品监管状况,从中药材本质属性方面剖析如何对网络销售滋补保健类中药材实施有效监管,以期为深化药品监管提供建议。     

新时代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

国家立法者依照一元分立下衍生的国家法律监督理论建构了我国的检察系统,但没有在具体立法中规定其相应的全面监督职能。在设立监察委员会制度的背景下,我国宪制中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构成将面临重大改革,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必须予以重构,这为检察机关实现地位与职能的一致性和职能的优化提供了契机。在新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应当坚持宪法关于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定位;遵循法治精神,在重构中实现国家权力分权制衡,发挥法律监督权维护人民主权的功能;反映司法规律,把公诉职能作为检察机关的核心职能并对之开展符合司法规律的职能优化。     

水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价值——来自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11-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水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异质机构投资者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目前企业水信息披露水平整体较低,其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该影响中,机构投资者整体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无显著的调节作用。     

论新时期党内监督的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完善,但仍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参与方式单一、常态化参与机制缺乏和内部控制不规范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阻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也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党的“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治国理念下,党内监督应坚持合法性、导向性、科学性、规范性、平等性、协商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建立网络引导和监督机制、党员全程协商民主参与突发事件预警与快速处置机制、党员自发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渗入机制、党内监督参与指标的综合模态化评价机制以及加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性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和深度改革,是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     

中国典当行业监管立法及其完善——评《典当行业监管规定》

典当行业复建30余年来,虽然取得了不错的经营成绩,但是关于行业监管理论的认知存在一定误区,监管制度建设亦存在不足.理论认知方面尤其对机构的金融机构属性认知存在偏差,在设立许可、典当行名称等方面也有误区.监管制度上,专门性行业监管立法理念陈旧、不合理等限制了典当行的经营自由,存在立法体例欠科学,个别制度规范设计与其他法规范相冲突,立法技术欠缺,法律概念使用不准确等问题.比较相邻部门法的立法例,考查国外立法经验,科学的典当监管立法模式应采用统一的《典当行法》,适当扩大典当行经营范围,使其回归金融专业监管体制,采取国家集中监管与自律监管相统一的模式,建立健全完善的典当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