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官惩戒近代化的路径

清末的法律近代化使中国传统法律体系开始解体,司法制度也相应地向西方模式靠拢,法官惩戒制度也一改数千年的旧制而渐入理性的轨道.在这一割裂传统的阵痛中,法官惩戒立法的专门化、惩戒事由的理性化、惩戒主体的司法化以及惩戒程序的法治化,是其之所以标志为近代化的基本内容.     

高等教育去行政化路径研究

本文从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必要性入手,分析其利弊及易陷入的误区,探索高校去行政化的路径,为高校去行政化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刍议

数字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我国一向高度重视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建设,然而,数字经济的特点也给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带来了新挑战.未来需要进一步夯实法治基础,提升政府服务和治理的数字化能力,落实司法数字化支持,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法治化、数字经济法治化营商环境三个层面的评估标准体系建设,完善有效的企业合规体系的建构,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加强数字领域的国际司法与执法合作,努力优化数字经济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也为推动世界数字经济的法治化进程作贡献.     

论笔录类证据的法定化与言词化

笔录类证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是侦查机关在侦查行为过程中制作的、旨在获取证据物或认定案件事实的笔录类材料。作为特定侦查行为的固定方式,笔录类证据有着规范侦查行为的价值;作为证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笔录类证据有着证明案件事实的价值。其既可以充当实质证据,也可以充当实物证据的补助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笔录类证据的适用存在类型泛化和质证虚化两大问题。在类型上,笔录类证据应当走向法定化,即明确笔录类证据包括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搜查笔录、扣押笔录和证据提取笔录,不包括讯问、询问笔录和情况说明。在质证程序上,笔录类证据应当走向言词化,即构建必要笔录制作人、见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相应配套措施,以还原案件事实真相。     

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之探究

实现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是我国权力经济向法治经济转变的关键所在。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主要包括干预权力、程序及责任的法治化。推进政府干预行为法治化对于规范权力行使、提高干预绩效和保护市场主体权利意义甚大。当前,我国政府干预行为存在权力界限不清、权力滥用与腐败等突出问题。推进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是破解上述问题的重要路径。为此,我国应采取合理划定干预行为法律界限、严格干预经济行为程序规制、健全干预经济行为立法、落实干预经济行为法律责任及构建干预经济行为绩效评价法律制度等针对性措施,推进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发展。     

高空抛物的法理分析

高空抛物伤人事件屡禁不止.舆论的谴责对不良行为者,只是隔山打牛,不痛不痒,没有强制约束力和制裁力,不是治本之策.相关法律理论的不成熟和法律的缺失直接导致受害者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也致使法院在受理类似案件难以决断.因此,需要加强相关法律研究及有关法规的制订.     

论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关系的法治化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之间是以利益为核心、以权力的划分为中心的矛盾关系,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只有通过法治化的手段,才能确立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的关系,使两者的权力运行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教育法制化进程中的启示

现代教育管理最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保障教育民主化发展的法制化.我国教育法制化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显著发展差距,而发达国家教育法制化进程中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在教育体制、社会影响力、时间与落实以及教育法律体系建设等方面给予我们很多启示.     

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过程——基于P县砂石盗采治理的分析

基于P县砂石盗采问题治理轨迹的分析,探讨了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结果表明,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困境主要体现为法治剩余如何处置的问题,乡村治理法治化既是乡村治理机制变换的结果,亦是基层法律实践的结果。这一过程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清理法治剩余事务,将治理痼疾转化为法律事实;二是通过乡村治权的重新调配,将执法力量援引到乡村治理实践中,使得乡村治理实践转变为依法治理的过程;三是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符合程序的绩效考核系统,将科层法治理念融入乡村治理实践中,明确法律裁决的权威性。如此,依法治理就不仅仅是国家“送法下乡”的结果,亦非现代司法理念的自然产物,而是乡村治理实践中规则之治的必然要求。     

司法解释的制度创新意义及法治化路向——以《行政诉讼法》有关司法解释引起的争议为例

司法解释的角色定位、作用界限和利弊得失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司法解释既具有制度创新的特点和功用,但也存在涉嫌违宪违法的可能性。若干司法解释引起的争论值得予以关注和警惕。必须采取有效举措来提升司法解释的法治化水平,特别是通过及时的立法修法工作及时舒缓和化解司法解释与现行立法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和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