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的法律化——兼谈法律思维的作用

我国环境资源立法和学术界均已接纳综合生态系统管理这一理念,但目前对这一理念的理解和运用还仅仅停留在表面层次,仅仅止步于在立法体系上较为全面地涵盖生物系统各要素,但由于该理念在我国与法律尚未进行良好对接,导致我国现有的众多环境资源立法从根本上来看并没能够真正有效地体现出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法律化的核心问题应当是从法律思维的角度出发,运用权利义务分析这一法律人特有方法对其进行解析。     

沉默权与如实陈述义务的利弊权衡－兼论我国的立法选择

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还是责令其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是各国根据其不同时期的刑事司法状况而作出的立法选择.从当今世界各国宪法、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以及联合国有关文件的规定来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已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共识.但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相反却规定其有如实陈述的义务.对于此,我国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在权衡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利弊和要求其如实陈述的利弊的基础上,拟对我国的立法选择加以分析.     

法定视野中的目的犯检析

法定性是考察和界分目的犯的基本视角和标准,直接关系到目的犯范围划定,最终影响司法认定。解读法定目的犯的法定方式,不应囿于"目的"、"意图"等主观性描述,仅仅作形式界定,而应该探求刑法规定的实践价值,作实质性解释。非法定目的犯表面上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实际上却有内在的一致性,因而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法益侵害则是划定非法定目的犯的基本标准。检视目的犯在立法上的不足,作出相应的调整,将有利于对目的犯的正确认定。     

实施卧底侦查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初探

卧底侦查是侦破有组织犯罪、团伙犯罪等案件的有效手段,但与之的相关法律问题很少有人关注。针对卧底侦查的相关概念,卧底侦查存在的社会基础、法律基础等进行分析,并就卧底侦查的授权机关、实施主体、实施对象、实施程序、卧底人员之责任与保障等应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     

论盘查的法治化

盘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随意性、强制性和歧视性三大问题。要实现盘查的法治化,就必须制定使用盘查的合理标准,完善盘查的合理程序,确立以任意性为主的盘查原则。     

论安全文明小区建设及其管理体制

安全文明小区建设的目的，是以城市社区为主体，在政府的指导下，优化社区生活环境。它本质上是一种基层社会工作过程，必然要受社会发展总体目标和社会工作规律的约束。要使之更有成效地开展下去，就须研究其管理体制的法制化     

新媒体时代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研究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推动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并改变着公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而拓宽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近年来,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多数由网络群体性事件扩展而来,而网络空间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公众表达意见和诉求的行为机理具有特殊性。当前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阶段,属于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因而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治理面临严峻形势。在深入剖析网络政治参与的多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以新媒体时代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发展趋势为基础,推进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视角下的民族团结法治保障研究

民族团结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标志,保障良好的民族团结局面必须协调好民族关系。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关 于民族关系相关规定为研究视角,结合全国人大常委开展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执法检查的相关情况,论证了用法律调整民族 关系对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分析了自治法对于调整民族关系的具体规定,并集合这些法律规范的具体实施情况,针对当前 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和困境,提出协调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的建议。     

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基础与立法构想

针对“安乐死”,国外已有长期的争论,某些国家也已经将其合法化。近年来,该问题也在国内引起关注,就理论上说,“安乐死”存在合法化的可能:首先,其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其次,它也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国内实际,国内立法应注意的内容包括:明确“安乐死”的对象,主体意愿必须真实,严格执行程序以及完善档案制度等。     

道德法律化是"可能"和"必要"的吗?——与常建军先生商榷

面对当前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效率低下的严峻现实,常建军撰文提出,道德法律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不完全义务的存在,道德与法律在核心内容上并不一致,道德法律化在逻辑上不够周延；道德共识不等于道德标准一元化,道德多元与道德共识可以、而且应该共存,道德法律化缺乏现实基础；道德强制与法律强制具有本质差异,道德法律化是非道德、不道德和危险的；解决道德知行断裂问题,增强道德教育效果,不应诉诸道德法律化,而应立足于道德情感的培养,建立“情感性道德教育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