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在社会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

网民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持续关注形成了网络舆论,它反映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而网络舆论在社会群体性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可以看成是网络舆论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就我国当前的情势而言,网络舆论是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对政治参与发挥着积极影响.当前,需要从引导网络舆论、构建法律和制度基础等多方面着手,为实现公民参与政治创造条件.     

权利表达与协商民主:辨析新媒体时代的公民网络社会参与

近年来,以互联网与移动网络为主的新媒体发展迅猛,而随之也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正确认识并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本刊特推出一组新媒体与公民社会参与研究的文章,重点关注新媒体对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以及新媒体广泛的参与性在推进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动作用。胡正荣教授的文章辨析了新媒体时代公民网络社会参与的理论来源、社会功能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价值评析和诚恳建议;郭彦森教授着眼于网络参与的典型负面现象和焦点问题——网络群体性事件,重点研究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社会伤害及其防范;樊红敏副教授关注网络社会参与的一个积极现象——网络草根公益,以此为个案讨论网络新媒体在促进社会公益等方面的作用和困惑;张淑华副教授围绕当前互联网社会参与的一种独特现象和典型形式——网络围观,重点讨论网络围观中的社会参与及其功能发挥过程中所呈现的两面性;钟瑛教授就如何规避新媒体中新传播现象的社会风险,从管理层面分析问题,提出对策。     

自媒体时代公众参与的困境与破解路径 ——以2012年重大群体性事件为例

自媒体时代的社会动员方式,使群体性事件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度。但自媒体的传播特征又使这种参与具有独特的困境,主要表现在：抽象愤怒与集体狂欢、民粹主义下的“无社会组织”后果、话语和行为的无理性破坏等。要重塑公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政府不仅需要执政智慧,更需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治理思维。建立健全制度化的维权机制,畅通公民的利益表达与利益保障机制,提高弱势群体在利益综合以及政策制定中的博弈能力,是破解自媒体时代公众参与困境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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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时代的公民政治参与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网络信息技术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渗透,公民通过互联网进行政治参与的方式日益兴盛,并且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公民往往通过网络参政议政、网络民主监督等方式进行制度内政治参与,亦或通过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等方式进行制度外的政治参与,这都会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已成为信息时代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模式的新趋向.     

群体性事件与公民社会构建

基于公民社会理论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期,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公民社会不健全,公民组织的匮乏,民众与政府对话平台的缺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素质,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培育和壮大公民组织。     

网络议程设置与政治参与:基于一项调查实验

互联网时代给议程设置模式及大众行为都带来了深刻影响。利用调查实验方法,可以探究不同类型议程对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不同影响。总体来看,网络议程讨论仍然集中在事件属性本身,泛政治化倾向尚不严重。其中,国际性事件最容易引发政治参与,并主要通过集体式的讨论方式实现;社会性事件容易增强网民的社会式参与,机制主要是对社会矛盾和政府治理议题的关注,而对其围观式的讨论方式也容易带来制度外参与行为;政治类事件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模式更复杂,触发点也更多元。总之,互联网时代,政治参与影响要素更为多元,议程设置、议题属性、讨论方式等都发挥着不同作用,对政府网络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发展政治学视阈下的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与对策

当前群体性事件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稳定。基于发展政治学的视阈,分析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社会转型是其时代条件;社会发展不均衡是其社会条件;政治文化的偏差是其文化条件;制度供给不足是制度条件。要治理群体性事件则须采取以下措施:转变政府职能,建构服务型政府;提升公民政治素养,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建构和完善制度平台,形成利益协商机制。     

网络舆情发展与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考量

当前,网络舆情深刻地改变着我国的政治生态,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政治参与模式,为现代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新的条件。网络是现代社会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工具和政府治理社会的重要平台,充分利用网络是政治社会化得到充分实现的前提和保证。在新媒体时代,充分认识网络舆情的重要性,全面了解网络舆情的特点,以开放的态度看待网络舆情,以娴熟的技巧应对网络舆情,加强网管队伍建设,增强网络舆情引导的凝聚力和感染力,是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多元联动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入,受社会民主化进程加快和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影响,社会矛盾也进入多发期,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克服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失灵的弊病,本文意构建以政府为核心,政府与媒体、政府与第三部门、政府与公民、第三部门与媒体、媒体与公民、第三部门与公民多元联动的新型治理机制,破解群体性事件治理难题。     

协商民主视域中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

近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参与不足导致的环境决策异化。协商民主强调公民平等参与,在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环境决策,增强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信,在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以协商民主的方式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推动政府从"统治型"向"治理型"的转变,加强协商平台建设,公开环境信息,培育和引导环保组织积极参与协商。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工业遗产的技术消费价值认知

技术消费是技术品、技术服务进入消费领域的主体经济行为和个性创造过程。如果把工业遗产看作是工业文明的历史凝固物,那末工业遗产的技术消费遗存编码就构成了他的精神内核和遗存标志符号化系统。从技术消费角度解读工业文明的孑遗,从技术消费价值认知过程探索工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将是一个有学术前景的方向。     

从党的先进性视角解析苏共亡党教训

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党的先进性视角 ,解析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共三代领导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之比较分析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经历了三个前后相继的认识阶段,即毛泽东的"基本矛盾动力论"、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和江泽民的"创新动力论",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基本矛盾—改革—创新的动力轨迹表明我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历经艰辛,日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