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战略购买需求的定价、供给、机制选择和配给研究

本文研究存在战略购买需求的易逝资产销售策略问题。垄断厂商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确定易逝资产定价、供给、机制选择和配给策略,战略消费者通过锚定预期价格安排战略购买时机。不同于通常基于效用理论研究定价的思路,本文首先基于锚定效应和跨期价格均衡思想探寻不同战略等待购买规模的市场预期需求曲线和动静态定价区域;其次在众多预期需求曲线中寻找市场有效定价前沿（即有效预期需求曲线）;再次在利润曲面上找出与有效定价前沿对应的容量扩展线（即最大利润曲线）;最后沿容量扩展线和有效定价前沿搜寻最大期望利润及相应策略。研究表明,消费者保留价异质和需求不确定性是动态定价和战略购买存在的根本原因;市场在不同战略等待购买规模状态拥有不同预期需求曲线,最大战略等待购买规模状态预期需求曲线是市场有效定价前沿。动静态定价机制各有其所适用的容量和价格空间,消费者保留价水平和战略消费者规模决定动态定价空间大小,随机需求分布差异只影响动态定价空间形状（即影响需求弹性）。在跨期价格均衡区域内,提价和扩容都会加剧消费者战略购买程度,供给越大定价往往越低。战略购买不仅会降低厂商供给、定价和利润水平,改变不同类型消费者之间高低价购买机会,甚至还可能影响定价机制选择和配给策略。压缩过度供给和虚高价格空间可降低战略购买导致的利润损失。本文研究结果可为考虑消费者行为的需求价格理论研究和运营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职场孤独感对员工帮助行为的影响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视角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视角,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研究了职场孤独感对员工帮助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职场孤独感对员工帮助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关系认同在职场孤独感与员工帮助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自我控制资源损耗负向调节了关系认同与员工帮助行为之间的关系,自我控制资源损耗调节了关系认同在职场孤独感和员工帮助行为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基于此,企业应重视员工的职场孤独感并加强管理,采取相应激励措施鼓励员工提高关系认同感,补充自我控制资源,从而降低职场孤独感对企业组织的不利影响。     

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村政权建设

村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石。晋察冀边区经1938-1940年村政建设,广大乡村实现了由村长制到村民委员会制的过渡,大批抗日人士走上了村长的岗位。为推进全民族抗战和边区民主建政进程,1941年之后的晋察冀边区村选贯彻了"三三制"思想,在更加扩大的民主范围和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村政建设。村级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建设,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政权观日渐成熟。它适应了全民族总动员的抗日斗争的客观需要,适应中国社会阶级构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国情,使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代表进入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行使议政从政的权利,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乡村民众的抗日救国积极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村政建设积累了经验,树立起了"模型"。     

生态功能区域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厘清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推进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相匹配,对于生态功能区域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保障生态用地供给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河北省农户调研数据,将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ROC曲线相结合,深入分析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依据ROC曲线检验模型效果和界定最佳预测阈值。模型结果显示ROC曲线的Youden指数为32.7%,对应的预测阈值为0.41,模型效果较为良好,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人口规模、承包土地规模、主要收入来源、土地归属认知、村庄地形、村庄类别、租金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并不限于经济因素的考量。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敦煌叙事文献《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英译的描写研究

“目连救母”是对中国民间习俗、戏曲文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文化故事。《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是敦煌出土的载述该故事的唐五代时期文献。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汉学家们先后对该文献进行了英译,其成为在西方文化语境讲释“孝道”这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文字载体。通过双语语料的描写与对比,收集可观察的文本数据,可探究汉学家英译重构敦煌“救母”叙事过程中的决策机制和特点,以便为多语文化语境中“中国故事”的翻译与传播提供理论参照。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口袋化"纠偏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所以独立成罪,是因为旨在有效抑制日益严重的网络犯罪,而将具有类型性地侵害法益抽象危险性的网络犯罪帮助行为,配置独立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以摆脱对下游犯罪成罪与否（如罪量）及刑罚轻重的依赖。但立法定位不准、行为类型认定混乱、界限竞合处理随意及中立帮助行为认定不清,造成该罪的“口袋化”。实际上,争论该罪是“帮助行为正犯化”还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并无实际意义;该罪也并非所谓中立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企图从是否存在“通谋”“充分的意思联络”、是否专门为他人“量身定制”、是否情节严重等方面区分该罪与诈骗等罪的共犯,有违共犯原理、责任主义及罪刑均衡原则,而不可取。只要客观上与他人实施的网络犯罪行为及其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主观上对此存在认识,而且行为本身违反相关禁止性规定,原则上都不能否认诈骗等罪共犯的成立。     

节水生产行为、非农就业与农户收入溢出

将劳动力要素配置纳入分析框架是厘清粮食节水生产行为收入溢出机制的关键。基于河北、山东、河南540个粮食种植户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中介效应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农户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溢出机制及异质性。研究表明：节水生产行为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收入,且农业增收效应大于要素替代效应;节水生产行为的农业增收效应随农业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增,即“马太效应”,其非农增收效应随非农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减,即“重心转变效应”;本地非农就业在节水生产行为增收效应中发挥中介作用,外出务工部分遮掩了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提升效果;节水生产行为的增收效应随本地非农就业比例增加而上升,随外出务工比例提高而下降。因此,建议完善粮食节水生产的政策扶持与市场机制,引导非农劳动力合理有序就业,强化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农户持续增收。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公共性生产逻辑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多主体协同是在共同体框架内进行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在于其公共性。结构-文化-行动者的三维分析框架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逻辑提供了解释。基于湖南湘西J村人居环境改善的案例研究发现,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引导、规范纠偏与压制,科层体系下的权力控制以及集体主义优先于个人主义的道德结构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公共性生产的压力来源;农村熟人社会对人情关系、公共空间对话和乡村精英的培育为该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提供了弹性空间;而个体行动者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利益选择、参与型的意义建构和服务型的价值认同则促使其自主生产公共性。     

“健康丝绸之路”构建的“政府—社会”复合路径

借鉴社会运动理论,可探索一种融合了政府自上而下和社会自下而上进程的“政府—社会”复合路径,以构建“健康丝绸之路”。社会运动理论的三种视角可为这种复合路径的具体实施与需要关注的环节带来重要启发：首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跨国传播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存在的严重不足,凸显出构建补充型国际卫生合作模式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其次,推进“健康丝绸之路”的构建,需要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协作,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与此同时,要推进健康话语体系的完善,如倡导和促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传播,通过话语和心理共鸣等民心相通的途径,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联合行动以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