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启发理论视角下的萨科齐对利比亚空袭决策

利比亚危机爆发后,萨科齐政府在很短时间内就做出了对利比亚进行空袭的决策,这与以往法国对战争的谨慎态度形成了强烈对比。本文从多元启发理论视角解释萨科齐政府对利比亚危机的决策过程。在关于如何应对危机的决策过程中,萨科齐优先考虑的是国内政治,他排除了任何会损害他政治前途的方案。但对国内政治的考虑并不贯穿决策的始终,当剩余方案都能通过国内政治维度的检验时,萨科齐会从理性分析的角度对这些方案进行详细评估,力求从中选出总体表现最优的方案。对利比亚进行空袭,正是萨科齐政府通过双阶段的筛选过程后被确定为应对利比亚危机的最终方案的。     

欧盟在中亚地区所面临的挑战解析——欧盟新中亚战略出台背景透视

2007年6月22日,欧盟通过了第一份系统全面的中亚战略文件——《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欧盟对中亚战略进行调整,是与它对中亚地区追求战略目标所提出挑战的认知密不可分的。由于欧盟在中亚地区的利益主要集中在安全与能源领域,因此安全与能源方面的挑战也就构成欧盟最为关注的问题。在安全方面,中亚地区向欧盟提出了恐怖主义袭击、毒品走私泛滥、各国可能出现国家失败、该地区跨国性问题的错综复杂,以及所有这些因素的相互纠结五个方面的挑战;而为了获取中亚-里海能源,欧盟必须克服该地区能源生产与输出的现实困境、俄罗斯对中亚-里海能源的控制,以及中亚国家在能源输出问题上对西方国家的模糊态度三个方面的障碍。对以上几个方面挑战与障碍的认知,构成了欧盟全面调整其中亚战略的重要现实依据。     

“健康丝绸之路”构建的“政府—社会”复合路径

借鉴社会运动理论,可探索一种融合了政府自上而下和社会自下而上进程的“政府—社会”复合路径,以构建“健康丝绸之路”。社会运动理论的三种视角可为这种复合路径的具体实施与需要关注的环节带来重要启发：首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跨国传播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存在的严重不足,凸显出构建补充型国际卫生合作模式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其次,推进“健康丝绸之路”的构建,需要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协作,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与此同时,要推进健康话语体系的完善,如倡导和促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传播,通过话语和心理共鸣等民心相通的途径,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联合行动以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日本"ODA毕业论"提出的国内原因简析

日本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始于1979年,作为对华关系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曾经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国际 环境的演变和中日战略态势的变化,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来日本国内局势的变化,日本于 2004年提出了对华“ODA毕业论”。本文试图就日本在中日关系不断冷却的背景下提出 对华“ODA毕业论”的国内原因作一简单剖析,从而为我们如何应对对华“ODA毕业论” 提供思路。     

文化视野下的法国骚乱及其启示

2005年法国发生了一场因外来移民不幸触电身亡而引发的席卷全国甚至波及到邻国的骚乱。文章认为,这场骚乱并不是穆斯林移民与法国本土居民之间的种族冲突,而是外来移民文化与主流的法兰西文化间出现的隔阂,尤其是阿拉伯移民所带来的伊斯兰文化与法国政府奉行的以同化移民为主要目标的“共和模式”理念之间产生的矛盾及其后果的显现;只有明确在一个国家内部各种文化所拥有权利的合理限度以及多元文化政策的适用范围,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主流文化与移民文化的相互调适、磨合,使非主流文化融合到主流文化中,才能消弭这种移民文化与移民所在国主流文化之间的隔阂,进而维持国家的统一认同与社会的和谐。     

如何在阶层分化中构建动态的和谐社会

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方兴未艾.因此我们将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在阶层分化的环境下进行的.而要在阶层分化中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规范阶层分化、处理好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培养和扶持中产阶层、建立健全税收和保障体系.同时,在阶层分化中构建的和谐社会是而且只能是动态的和谐,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静态的和谐.     

埃及社会运动中的机会结构、水平网络与架构共鸣

本文源于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埃及2005年与2011年发生的两次致力于推翻穆巴拉克政府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为什么会带来不同的政治效应?本文以社会运动理论视角的分析发现,这两次社会运动在面临的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的水平网络方面没有明显区别,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运动架构产生的共鸣程度不同。这种差异进而影响到动员能力,最终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后果。     

欧盟与其成员国对“外籍战士”回流的应对研究

当前欧盟面临较为严峻的反恐形势,其中参与“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外籍战士”回流是衍生出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屡发的恐怖袭击和“外籍战士”规模的庞大,不仅让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忧心忡忡,而且也在内部形成了支持欧盟及各国政府采取“例外”措施应对此问题的社会舆论。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加快了行动步伐,尝试在境外采取军事行动、没收护照和取消国籍、加强边界防御进行拦截、进行逮捕审讯、开展去极端化项目、发展间谍以获得情报等方面入手应对“外籍战士”的回流。不过,由于时间紧迫、问题严峻,欧盟及其成员国在较短时间内密集出台的措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如强力措施不仅带来了侵犯人权和其他不可预知的负面后果,而且还可能恶化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安全形势;而去极端化项目和发展间谍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很难保证极端分子的去激进化过程不会发生逆转,即难以确保相关措施的效果。当然,尽管欧盟及其成员国应对“圣战”回流人员所采取的措施存在一些问题,但也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与路径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来说，意识形态安全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也是其重要保障。而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国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局势有所失序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尤其是美国纠集其盟友试图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围堵的态势，对我们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不少新的挑战，如意识形态斗争局势愈发严峻、斗争领域逐渐扩散、斗争方式更加复杂。针对这些挑战，我们可从增强制度自信，坚定灵活地应对来自部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竞争；把握意识形态斗争原则，维护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凝聚政—学—媒多方力量，合力应对来自西方全政府—全社会的意识形态竞争；创新对外话语传播内容与方式，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入手，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