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位求偿权行使条件之比较

本文首先阐明代位求偿权的涵义。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法律关于代位求偿权的相关规定以及国内学者对代位求偿权行使条件的理解，比较借鉴英国法律，分析我国法律所确立的代位求偿权行使条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浅谈地市党报楼盘广告话语的人文性

以地市党报自身所具有的较大权威性为研究起点,以其发布的楼盘广告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地市党报上所刊登的具体楼盘实例,对楼盘广告话语进行深入剖析。认为当前的地市党报楼盘广告注重以人为本铸造品牌,注重“硬件”人性化和“软件”个性化的转化,其广告话语体现了平民视角和人文关怀,具有鲜明的人文性色彩。     

新时代党政干部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若干思考

新时代党政干部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遵循执政能力提升规律的必然选择、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战略需要以及形塑百年大党光辉形象的内在要求。常态化制度化推进党政干部学习教育在样态上突出日常化与规范性、方式上注重理论性与实践性、过程中彰显适宜度与有序性、效果上具有针对性与可持续等基本特征。党政机关主管部门要从把握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内外张力、构建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制度体系、保障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资源供给、加强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监督考核、完善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评价激励等方面入手,确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推进,切实提升党政干部治国理政的能力和素养。     

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之源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命题,指明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贯穿于党的整个奋斗历程,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理论之源,赋予了党披荆斩棘之动力;“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实践之源,强化了党勤政为民之责任;“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品质之源,锤炼了党愈挫愈勇之韧性;“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价值之源,笃实了党矢志为民之决心。伟大建党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动力源泉,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之源。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我国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并行与融合

当前,在我国法律体系内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采用了并行模式。并行模式关注于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差异性,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利益维护。这虽然看似诉讼目的明确,符合环境权益救济需求,但其实际忽视了环境的整体性特征,不但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梳理,而且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甚至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裁判。面对并行模式存在的弊端,我国部分学者提出了强制合并、混合并存、另赋实体请求权、诉讼信托、诉讼担当等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模式,上述模式分别从诉的合并和诉讼实施权融合两个方面对融合方式进行了探讨,但是其中仍存在当事人诉讼选择权忽视、公私益失衡以及责任重复认定等问题。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使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质量,环境公益诉讼的数量日渐增多。基于环境问题的关联性、潜伏性特征以及环境侵害发生的阶段性机理,环境诉讼中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交叉使得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成为应然趋势。在尊重环境整体性特征的基础上,以追求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为原则,结合我国实际,以具备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作为枢纽,充分利用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权,构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新融合模式,将有利于诉讼目的实现。新融合模式强调发挥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效能,争取将同一事实产生的公私益诉求在同一时段提出,并依据诉的合并将两者合并审理,继而,在进行责任认定时,关注公私益交融之处,实现责任公平分配。新融合模式尊重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避免了责任的重复认定,节约诉讼资源的同时提升了诉讼效率,不失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理想选择。当然,该模式尚处于理论初探阶段,要想真正具备实践性还需要在自诉讼制度、监督机制以及协作配合等多个层面进行建设构想,从而为环境诉讼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网络销售滋补保健类中药材监管问题探讨

滋补保健类中药材深受我国消费者的喜爱,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中药材是药品监管中不可回避的议题。但是中药材的双重属性和界定的模糊性使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难以对中药材准确定性,影响中药材监管效能。文章立足于网络药品监管状况,从中药材本质属性方面剖析如何对网络销售滋补保健类中药材实施有效监管,以期为深化药品监管提供建议。     

夫妻一方举债案件中的当事人确定和嗣后救济

“夫妻共同债务”与 “连带债务”在债务发生原因和债务履行上存在差别,对其进行诉讼时,诉讼形式应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当债权人仅起诉名义举债人一方时,可能构成诉讼被告不适格。借鉴德日诉讼要件理论,法院可以对当事人适格问题进行“职权调查”,但所采用的诉讼资料应遵循“辩论主义”。在此基础之上,应明确法院的释明权适用情形,即通过对已经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进行释明来改变诉的不合法状态。若因法院在此审判阶段释明权适用不到位,而最终不合法的诉获得了无法顺利执行的实体判决,债权人想要获得圆满救济仅能依靠再审。     

新时代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

国家立法者依照一元分立下衍生的国家法律监督理论建构了我国的检察系统,但没有在具体立法中规定其相应的全面监督职能。在设立监察委员会制度的背景下,我国宪制中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构成将面临重大改革,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必须予以重构,这为检察机关实现地位与职能的一致性和职能的优化提供了契机。在新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应当坚持宪法关于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定位;遵循法治精神,在重构中实现国家权力分权制衡,发挥法律监督权维护人民主权的功能;反映司法规律,把公诉职能作为检察机关的核心职能并对之开展符合司法规律的职能优化。     

债券增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债券增信能帮助企业以更好的条件发行债券,因而对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影响。通过对2007-2015年上市债券的研究发现：债券增信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但不同的增信方式（第三方保证、抵押和质押）其影响存在差异,其中,以采用抵押担保的增信方式效果为最佳;并且,债券增信对企业创新的提升效果在融资约束企业更为明显,从另一侧面证明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