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方式的差异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诗学观念、相异的生命体验,他们在诗歌创作中采用了不同的抒情方式——直白抒情和意象抒情。不同的抒情方式源于二者对客观与主观的不同认知,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二者思维方式的分歧。     

从“致意性”看赠、送、和、答类诗歌的实用性——以六朝唐代诗歌为例

中国古代的赠、和、答、送类诗歌表现出来的却是浓浓的"致意性".这"致意性"由这类诗题表现的创作主体与特定接受对象的目的关系和诗歌的具体内容而构成.它作用于接受对象的行为,即通过向特定接受对象表示某种意愿而作用于特殊的接受对象,如让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使特定接受对象认识到应该怎样,不能怎样,或使特定接受对象产生某种情态.因而,这类诗歌的创作,原本不是为着"文学",而是为着沟通人际关系,往往带有浓厚的"理念"色彩,"致意性"实为它实用本质的表现.     

米沃什诗中的时间与拯救

在米沃什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展现出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即时间和拯救。面对时间和时间带来的一切——变化，破坏，屠杀和死亡，米沃什感到惶恐，困惑，悲伤，甚至无能为力。但他没有忘记、也不曹放弃他诗人的职责：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努力恢复过去和现在的联系。他的着眼点不仅仅是揭露罪行，而是探讨20世纪的历史和人性中善与恶，这就是他的诗中有着那么多的追问，并不断对自己进行反思、自责甚至忏悔的原因。     

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对"平淡"风格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陶渊明诗歌"枯淡"美的批评上。"枯淡"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过程,体现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就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美学效果。从"枯淡"风格出发,苏轼发现了柳宗元、韦应物诗风与陶渊明"同源",并作出了"柳在韦上"的判断。苏轼还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这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柳词：生命诗学的另类话语——文学史潜流研究之一

批风抹月的真性情是柳永词的内在生命力。柳词选择俗文学话语为其表达方式，如“裸体语言”、线式叙事语言等，丰富、提高了文学叙事的表现力。柳永游离于传统的“情志”边缘，促成宋人诗词“志”与“情”的分工。     

《诗经》战争诗的独特文学风貌及其成因

《诗经》中战争诗不多,且大都正面描写的是朝廷军队磅礴的气势、显赫的威仪,没有战斗场面的具体描绘。形成这种独特文学风貌的原因很多,主要有周礼的影响,周统治者敬德、保民、惠民的思想,周人威仪外显的特点以及诗歌作者文武兼备之因素。     

三唐五体:唐代文学本体观念的演变与诗风的变迁

文学本体观念的更新导致文学思潮的演变,进而影响创作原则、创作方法乃至题材、体制、风格以及批评理论的演变,从而完成文学理论范畴的系统转换,并最终影响文学创作时代风尚的变迁。唐代文学本体观念由“原道”、“言志”向“缘情”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唐代诗风的变迁。     

移动的标尺：英美中西比较文论的展开路径

文章首次系统地追溯与刻绘出英美汉学界中西比较文论研究的轨迹,主要将之划分为两个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又分疏为比较诗学与比较叙事学两大研究类型。在检索与思考这些历史现象时,文章试图揭示出潜藏在不同比较模式之下的内在视角或“标尺”,进而指出,模式的变化往往受制于一系列在多层次上分布的要素,如中西之间话语权力的对比、西方社会的自反性问题意识、文化观念或学理方法的变迁等,这些要素会以不同的比重影响到比较文论研究前趋的方向。     

妙用经典赋新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所用古典诗文论析

习总书记执政以来,在国内国际的系列讲话中,屡次引用中国古代古典诗词名句、历史典故,形象地表达执政为民的心愿,以山水之道巧妙地展望亚太地区的美好愿景,以至理名言向世界传递我国新型“大外交”理念,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和特点,充分展示了泱泱大国领导人的光辉形象.     

从唐诗看和亲公主的命运及其民族关系

唐代和亲诗创作丰富,既反映了人们对和亲政策的思考,也反映了人们对和亲公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亲公主们的命运与大唐国力息息相关,是当时民族关系的晴雨表:国力上升期的初唐、盛唐的和亲公主们,基本上保持了被尊崇的地位,反映出的民族关系相对融洽;而中晚唐时期的和亲公主们则命运多舛,其时的民族关系较为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