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根据

学术界对墨子人格精神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人格特征的分析,没有深入地探寻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依据,缺乏理论根据。从人格精神的角度分析墨子思想,挖掘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根据,以此弥补这方面的空缺。墨子人格精神的义理依据是:贵义是墨子人格精神的核心;天志是墨子人格精神的终极依据;兼爱是墨子人格精神的道德总纲领;重利是墨子人格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墨子人格精神正是通过内在的贵义尊天的精神与外在兼相爱、交相利的品质彰显出来的。     

对儒墨两家义利观的再认识

儒家和墨家在义利问题上持义先于利、重义轻利和私利服从公利的观点。儒墨义利观中义以为上的伦理价值取向、义然后取的取利价值标准和义是利之本的义利价值辩证关系的伦理价值特点,对和谐社会建设中个人、国家公务员群体和企业处理好义利关系,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伦理价值追求和依此价值标准行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孟子管理思想的特点及其现代精神

以性善论为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强调仁政、人和、以德服人、义利统一,通权达变、仁民爱物,修齐治平等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八大特点,这些特点和现代管理学中的行为科学学派、权变学派、企业文化学派等强词人本管理、情感投入、灵活应变,注重管理中的文化因素,构建独特的企业文化和团队精神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充分地体现了它的现代精神.     

浅谈“讲正气”

讲正气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共产党立党之本,是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迫切要求;讲正气是讲学习、讲政治的真实体现,是抵御消极影响的有力屏障;讲正气是搞好廉政自律的保证.     

完善价值取向是消除腐败现象的有效途径

在当前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由于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与腐败现象相互作用，恶性循环，使社会急需的主流价值取向不能形成，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腐败，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群己、义利、理欲等价值取向的论述，对现阶段消除腐败现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白鹿原》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白鹿原》真实地还原了20世纪中国国民的生存状态,挖掘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多重元素,如儒家仁义与忠孝文化、宗法家族文化、农耕文化、传宗接代文化、男权文化与女性贞洁文化、民间神秘文化、土匪文化、传统民俗文化等,正面描写了仍存活于民间生活状态中的传统价值体系,塑造了具有儒家文化人格魅力的白嘉轩形象,也揭示了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种种压抑与迫害等负面因素。     

郭店楚简《五行》思想浅议

郭店楚简《五行》包含两条线索：天道与人道之别,思的问题。天道与人道之别又可表述为五行与四行之别,其细微之处在义与仁的差别,而思作为心的能动能力贯串于上述问题的发展中,构成了五行德目相生的动力。在此基础上,《五行》篇展示了“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的君子形象,从而与《孟子》中“集大成”的“圣之时者”形成了关联。     

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亲亲相隐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一项司法主张,之后在历代法律中得以确认.大义灭亲则一直是国人对于公理正义的追求.这两种原则实质上反映了"情"与"义"在法律领域中的冲突,作者通过对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原则的对比分析,阐明其对当代中国刑法制度完善的借鉴意义.     

从儒家思想看晋商文化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晋商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晋商之所以取得了卓越成绩，就是把儒家思想融贯于商业活动之中，形成了新的商业理念，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晋商文化。     

孔子的义利观及其影响

道德的根本问题是义利观的问题。孔子认为"义"首先包含道义,其次应包含义务。孔子认为"义"是人行动的最高规范,是维持君、臣、民关系的法宝。孔子认为"利"虽然人人需求,但应当"利民惠民我不贪利"。在孔子的义利观中,"义"和"利"是对立的概念,他褒"义"贬"利",同时又认为"义"和"利"是辩证统一的。孔子的义利观在历史上留下了积极的影响。我们应当重温孔子的义利观及其影响,辩证地处理"义"和"利"的矛盾,行"义"以达其"利",争取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