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词色彩论

中国古典诗词借用丹青的手法，摘取了大自然的关色，赋予了语言以五彩缤纷的色彩；描绘了自然绚丽景色，澶泄了主体内在的复杂感情。     

投资者现状偏见及其影响因素的实验研究

现状偏见是影响投资者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前景理论对其进行阐释。框架效应、投资者情绪以及信息结构在投资者现状偏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利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了三者对投资者现状偏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差值投资组合框架中投资者被试的现状偏见程度高于比率投资组合框架中投资者被试的现状偏见程度;三种情绪组中均存在投资者现状偏见,积极情绪下被试的偏见水平较低,消极情绪下被试的偏见水平较高;被试选择信息结构确定的选项是选择信息模糊选项的5倍,投资者被试对外在现状赋值的偏见程度小于自我现状赋值。     

“舆情”社会内涵新解

当前,学术界对舆情社会内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而澄清舆情社会内涵有利于政府部门更准确地把握社会舆情的核心和价值所在。从历史上和当代中国对“舆情”的运用看,舆情的基本内核是民众态度,而客体应限定在社会政治方面。同时,在与相关概念辨析中,舆情处于民意范围内,又与舆论有交叉,它是普通民众对政治人物和事务的各种情感、认知和行为反应倾向的集合。舆情主体类型多样,其核心部分内容丰富、结构复杂,因此,舆情呈现出稳定和易变、理性和情绪化、积极和消极等双重特点。     

抒情主义诗学传统与前期创造社文学的感伤情调

＂感伤＂情调作为前期创造社最为彰显的情感氛围,普遍地弥散于其文学创作中。就其创作的传统文学资源而言,中国文学内部源远流长的主情主义诗学传统潜移默化地浸润着作家们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意识;对＂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习惯和＂哀而不伤＂的传统美学风格的反拨,铸就了其作品感伤的现代新质;对儒家参与精神和忧患意识的传承以及对魏晋名士放浪形骸作风的刻意模仿,进一步促成了创造社文学浪漫感伤的气质风度。     

一样柔肠 万种情思——试比较纳兰性德悼亡词与潘岳、元稹、苏轼的悼亡作品

悼亡之作是中国古典文学中重要的文学题材之一,从潘岳到纳兰性德,从"悼亡"的开创者到集大成者,悼亡之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该文选取潘岳、元稹、苏轼的悼亡作品与纳兰性德悼亡词比较,探讨各自的风格特色。     

美文与中国文论的情采诉求

自屈原开始美文滥觞,情采之美成为中国文论的基本诉求之一。其以文章本身之"丽"为文学的价值所在,为评价文学优劣的主要依据,这意味着中国文学的第一次自觉。但是,后世辞赋等美文创作的文构性审美追求远胜于对思想内涵的重视,这与强大的政教文化传统存在冲突,因此历代文论家又从不同的立场不断反思着美文的虚丽性而强调文质并重。     

曹文轩小说的叙事美学

曹文轩的小说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一脉相承,其创作虽然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但少年题材与儿童视角是作家实现其审美理想的主动选择,并在总体上构成其作品的叙事美学特征。     

传统中国社会的情理与人伦:以京剧《四郎探母》为例

京剧《四郎探母》讲述的是宋辽两国交战，主人公杨四郎身处两个家和两个国的伦理困境中，而铁镜公主、佘太君、萧太后等人对情义的认同和坚守最终成全了杨四郎探母乃至回令的故事。晚清至民国，京剧《四郎探母》在民众当中十分流行，广受欢迎，但1949年之后这部剧却经历了四次大讨论，并屡次被禁演，而在解禁后又长演不衰。对四郎的同情和理解与对四郎“不忠不孝”“叛国投敌”的批评和斥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认为，京剧《四郎探母》所表达的传统中国社会是情理社会，而人们也正是通过以情理为基本取向的社会行动最终铸就了一个以情理为基本精神的社会结构。情理的根本是人伦，人伦精神贯穿于家国社会之中。     

钟嵘、刘勰的王粲、刘桢论辨异

在王粲与刘桢的位次上 ,钟嵘视刘桢于王粲之上 ,刘勰正相反。他们的观点与评论直接影响到后人的王粲、刘桢之论。文章细析钟嵘、刘勰在文体论与重要审美范畴上的认识差别 ,阐明二人在王粲、刘桢位次上的不同观点的缘由     

古诗英译之“信”

信于原文是翻译中公认的标准或原则 ,在实践中 ,尤其是在古诗英译中 ,做到“信”并不容易。本文从诗的四要素———情、言、声、义的角度 ,论述了在古诗英译中如何贯彻“信”的原则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