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感知还是客观责任? ——中国农民工作回报期望影响因素研究

理清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影响因素进而精准施策,对于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意义重大。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和CGSS2015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出务工经历为代表的主观感知性因素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关键,而以养老责任和未成年子女数量为代表的客观责任因素的影响则不显著。同时,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对生理回报和安全回报有更强烈的诉求。     

多边贸易体制下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研究——基于历史、现实与规范的多维考察

当前,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的主要讨论议题。然而,现行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体系中并没有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清晰界定,“自我认定”的方式正遭受一些国家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密切相关,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体系中涵盖的155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尽管多数为“最佳努力条款”。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兼具身份和契约的双重属性,部分发达国家迫使中国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本质上旨在继续维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虽然中国的发展正处于“强起来”的第三阶段,但仍须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动摇。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并不等于将获得发达国家的自动接纳,相反,还会影响到在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扮演,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当然,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并不等于需要和其他发展中成员享受完全一致的差别待遇,在后续谈判中,中国可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国际治理中,中国也将继续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提供解决方案,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康区"三魔女",还是"康区三度母"——近代康区妇女精英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叶康区三位著名妇女精英甘孜的孔萨?央金堪珠、德格的夏克? 泽旺志玛和瞻对的甲日?其美志玛在康区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之所以获得权力，是因为康区的传统习惯法以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法律都允许妇女在一个家族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名号和土司或头人的地位。为了获得和巩固政治地位，她们往往陷入多方势力的权力争斗中，这些势力包括其家族中的男性、来自其它家族的男性、地方军阀、中央政府，有时还有西藏地方政府。研究揭示了正是康区在夹缝中生存的各土司统治区域割裂、分权的性质为地方首领，特别是妇女领袖提供了较多的施展其政治才能的空间。     

论“莱西会议精神”对新时期全面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神经末梢,也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终端"推动者和实践者。现阶段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新兴组织不断涌现与党组织作用削弱的不适应,"权力和资源缺失"与服务刚性增强的不适应,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与群众政治参与欠充分的不适应,群众诉求多样化与满足渠道单一的不适应,部分党员党性不强、意识淡化与始终保持先进性的要求不适应等问题。在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莱西会议精神"指导下,全面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思想上高度认识是前提,加强支部建设是核心,坚持法治、完善村民自治是重点,紧扣服务、创新制度是关键,统筹协调、综合配套是保障。     

全球化与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作用下,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社会政治现实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传统农业乡镇城镇化的实践逻辑--以山东省平阴县孝直镇为例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功能和城市文明向农村地区的扩散已成为一种必然。对于传统农业地区，城镇化的关键在于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对城镇化的路径和推进机制做出切合实际的选择。在这方面，山东省平阴县孝直镇借助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模式为研究分析此类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     

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差异与协同研究

在对京津冀1981年以来节能减排政策措施进行量化处理的基础上,建立针对节能减排政策措施有效性的计量模型,分析了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演变状况,并探究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其节能减排效果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颁布经历了早期各年份相对零散、缺乏连续性到新世纪以来政策颁布数量显著增多、政策总体力度逐渐增大的过程,但三地政策总效力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节能减排政策颁布数量增多引起的;京津冀三地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更多的是趋于实现短期目标,政策整体缺乏系统性和权威性;人事措施、行政措施、引导措施、财税措施、金融措施等不同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京津冀节能和减排的有效性具有明显的差异;三地对不同政策措施的使用方式、使用程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对京津冀协同推进节能减排的治理工作提出挑战.论文还从京津冀完善单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使用、加强市场手段的应用及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美国、中国与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遣返问题

在1951年6月至1953年7月的朝鲜停战谈判中，战俘遣返问题是谈判双方争论最为激烈、耗时最长的议题。美国出于冷战需要，拒不同意遣返所有被俘朝中人员；而朝中方面则依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日内瓦公约，要求遣返所有战俘。由于在此问题上僵持不下，致使谈判几次陷于停顿。最终，谈判双方各自做出一定让步，使得战俘遣返问题得以解决，为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消除了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     

Journey towards independent living: a grounded theory investigation of leaving the care of Girls & Boys Town,South Africa

The journey out of care and towards independent living is a challenge for many care-leavers. There has been little research into the social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is care-leaving journey.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a grounded theo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re-leaving journeys of nine young men who had, several years previously, been in the care of Girls & Boys Town in South Africa. Working from a resilience perspective, with an ecological emphasis, four central social processes emerged that together explain the care-leaving experiences of the participants. These processes are striving for authentic belonging; networking people for goal attainment; contextualised responsiveness and building hopeful and tenacious self-confidence. These four processes are located within contextual boundaries and at the social environmental interface. The paper presents these processes in detail, drawing on selected narratives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integrated with additional theory.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may contribute to theory building concerning care-leaving processes and enhance youth care practices for youth in care and leaving c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