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与情场中的“女同志”——范小青长篇小说《女同志》解读

范小青的《女同志》是当代女性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唯一一部以官场女性工作与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工作与生活的空间可概括为＂官场＂与＂情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这部以从政＂女同志＂为主人公的小说,又是女同志与男同志联手上演的一台＂官场与情场＂精彩纷呈、波澜起伏的以人物对话为主轴的小说体多幕话剧。小说最基本的艺术形式是精彩的人物对话与心理分析,这使作品颇有《红楼梦》味道。     

在河与岸间被放逐的青春——评苏童《河岸》里的叙事者“我”

《河岸》的叙述主体是父亲的故事,却因为融入叙事者"我"独特的青春体验而更加独特。叙述者"我"成为时代的言说者,对家园、对信仰、对爱的寻找都伴随着青春期的愤怒、迷惘、焦躁和孤独。尽管无数次的"寻找"都以失败告终,然而,库东亮仍旧是一个心灵的守望者。     

传统医德思想探析

传统医德根植于传统哲学的思想中,形成了深刻的内涵、广泛的外延和完善的理论体系,表现出超职业道德的特点。就其内涵而言,在传统医德的视野里道德是医事活动中做人的道德,是道在医事中的具体体现;就其理论来看,传统医德以仁爱生命为主要原则,以仁心为人性基础,以天道为形而上依据,达到了体系完备的成熟形态。     

女研究生婚恋观问题研究综述

对国内近十年来女研究生婚恋观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后发现,研究者主要通过问卷调查、个人访谈等方式,对女研究生的婚恋观进行了区域性研究、结构性探讨及对比性研究,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还相对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女研究生婚恋观问题的系统性阐述。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理论,展开多视角、多维度的探析,提出更加具体可行的改善措施。     

雅斯贝尔斯论交往的条件

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理论强调交往的条件,并将其归结为主体性、语言、爱等三个方面,其中的“主体性”条件指交往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其参与交往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语言”的条件指任何交往都必须以可理解的语言为前提,“爱”的条件指主体在交往活动中需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彼此谅解。交往所需依赖的这三个条件是内在统一、相辅相成的。主体性是“语言”和“爱”的基础,只有具备了主体性,交往主体才能掌握“语言”,并具备发乎内心的真诚的“爱”;“语言”和“爱”是对主体性的深化,只有掌握了“语言”,并了悟了“爱”,主体才能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更好地参与交往。     

悲士不遇：黄仲则词中的“笑”与“狂”

清朝乾隆年间四海升平的大环境里,在黄仲则词中却出现了少有的不和谐音符。黄词中多次出现“笑”与“狂”,怀才不遇,叹穷嗟困成了该时期黄词的主题。考察黄仲则的感情经历,凄苦异常,但清词丽句中同样有“笑”的出现。透过这些“笑”与“狂”,也让我们真切地走入到词人的真实情感世界中去,从而以另一种角度,在全面的视野下考察其悲士高歌、怀才不遇的多方面原因。     

幻域与人间:《聊斋》爱情故事的空间隐喻

:空间背景不仅仅是一个地点,而且是爱情故事发展的依托和载体.<聊斋志异>突破了传统小说和戏曲爱情故事展开以后花园为空间背景的模式,将空间背景的描绘进一步扩展到异域和梦境、寺庙与旷宅、郊野、书斋和馆驿等范围和领域.<聊斋>小说的空间背景,一方面是蒲松龄心灵场所的体验和想象,是他面对现实处境和精神苦闷时在内心构筑的虚幻空间;另一方面,它也是蒲松龄在现实世界中构建的既真实又不真实的"异托邦".     

浅析英汉“爱情”情感隐喻之相似性

在人类诸多高级情感元素中,爱情是其中最为独特、美好的情感之一。爱情概念本身是抽象的,但由于人们思维存在共性,因此在英汉两种不同的语言中,常用具体的事物来隐喻＂爱情＂情感。本文从认知角度来诠释情感概念——＂爱情＂,通过对其认知原型的分析来揭示英、汉两种语言关于＂爱情＂的隐喻相似性。     

人生家国两长恨——论唐诗中的杨贵妃

唐人对杨贵妃复杂的态度使得贵妃主题的唐诗呈现出复杂的题旨,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讽喻、兴亡悲慨与爱情悲歌这几个方面。其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不同作者会在不同的作品中表现不同的题旨,甚至同一个作者在一首作品中也会表现出多种态度。尽管如此,从中唐到晚唐,还是有着政治讽喻逐渐减少,兴亡悲慨与爱情悲歌逐渐成为主流的趋势。其中也显示了贵妃形象的流变及其与明皇之间爱情关系的发展脉络。     

周立波小说的深层创作心理探析——以1950及1960年代乡村小说中的情爱叙述为考察中心

女性形象及情爱叙述是周立波小说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周立波小说的深层创作心理。小说中女性母性化的人格特征,以及"象征父亲"的威慑性在场,反映出作者的"俄狄浦斯情结";小说文本隐伏着显意识和潜意识的双重动机,两者建构的主题呈对立统一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洞悉,有利于明晓周立波小说复杂性特征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