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代中央职官的"失职"与"君主专制"

五代中央职官制度虽承唐代,但又具一时之制的特点。三省权力的省外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种"官失其职"使三省六部出现了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但在效能上,由于失去制约,并没有达到君主专制的预期目的。具体而言:相权与枢密使权力分配失衡,失去权力的制约;重武人,轻文人,失去力量的制约;尚力量,轻纲纪,失去制度的制约。宋初在解决方镇问题的基础上,采取了制约机制,扭转了五代"失制"的局面,形成宋式专制体制,历史真正地走出了方镇时代。     

论学会思考和学会做人统一原则——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基本原则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所进行的讲求方法的活动。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目的和现实世界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提出和论证了“学会思考和学会做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方法论原则,以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只学到知识、不能学会思考和做人的失误。     

魅力与祛魅：中国古代清官思想再反思

清官思想是中国社会一种极为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尽管时代变迁却依然延绵不绝。中国古代清官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士大夫的推崇和广大民众的敬仰;这种魅力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清官思想并非与现代社会水火不容,不应予以全盘否定。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清官思想,汲取其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并引导其进行现代转化,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汉代官吏的优抚制度

汉代官吏优抚制度是汉代官吏管理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包括致仕后的优待和逝世后的抚恤.官员致仕后的优待主要有带俸致仕、遣使存问、奉朝请、赠赐财物等.官员逝世后则有天子临丧和素服、诏书褒奖、赠印绶、荫子、以沙书棺等政治性抚恤和赠赙、赠冢地等经济性抚恤.但不管哪种形式,都因皇帝对死者的器重程度不同而缺乏明确的规范,从而出现了很大的随意性.     

古代中国司法官的处事风格与角色意识

在深厚的传统法律文化基础上,长期封建集权条件下的古代中国司法官,其司法审判的处事风格和角色意识呈复杂多样性有奉公守法、断狱平恕的循吏;有持法任术、心狠手辣的酷吏.他们追求与充当的社会角色,或是为民伸冤、为民做主、廉洁贤明的清官;或是循循告诫、力行德化、调停诉讼的父母官;或是被社会称为君主之鹰犬、百姓之恶魔的刽子手.     

会计委派制:遏制腐败的创新之道Accounta

会计委派制是指由政府统一向所属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会计并对其进行统一管理的制度。由于会计委派制具有保证国家法律法规执行、实行全方位实时监督、建立利益分离机制和降低廉政建设成本的优点 ,在腐败严重、反腐刻不容缓而又效果不佳的今天 ,它不失为廉政建设的一种有效手段。会计委派制关键是会计不腐败 ,因而在运行中必须建立任职资格、职务保障、生活保障、任职回避、定期交流和奖励惩处等制度。这样 ,会计委派制度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南宋后期瘟疫的流行与防治措施

宋代建立了以各级官府为主导、社会民众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南宋后期,中央政府仍是防治瘟疫的核心力量,采取了医学、经济、政治等措施加以应对;地方官吏是宋代防治瘟疫的基层力量,采取了赈济灾民、医疗救治和加强社会管控等措施;民间医家是防治疫病的中坚力量,大多亲赴灾区诊治病人,发放药物,公布医方,传播官方医学知识;普通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极为复杂,采取的防疫措施也是多种多样。受宋金、宋蒙战争的影响,南宋后期军中和边境地区瘟疫流行的次数显著增加。在政府的重视和引导下,南宋后期社会各阶层继续沿袭了宋朝防疫体系的传统,其中派医诊治、施散药物、建立病房、隔离病人、掩埋尸体等依旧是防治疫病的有效措施。     

晚清县官韩仲荆的家庭医病活动研究

晚清山西高平知县韩仲荆的日记中有大量关于他和家人日常生活中疾病与医疗活动的记录。面对疾病,韩仲荆及其家人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应对,既有传统医药疗法,又有道医仙术之法,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从韩仲荆及家人的医病认知来看,他们既希冀医药奏效,又笃信天命之说,具有明显的传统性。在韩仲荆家庭的医病活动中,权力关系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点,病家掌握着医病关系中的主导权,而男性权力在家庭医病活动中亦有绝对的彰显。考察韩仲荆家庭的医病活动对深窥晚清下层官员日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五行与古代中日职官服色

中国上古从自然现象总结出来的“五行”和“阴阳”思想 ,随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对职官制度和官员的舆服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其中 ,官员服色制度自秦汉到隋唐发展成型 ,成为规定政治秩序和官吏身份的象征 ,并对从氏族垄断政治向中央集权体制转变中的日本造成深刻影响 ,衍生出日本特色的官员冠服制度     

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

利益冲突与腐败有着密切联系,利益冲突是腐败的诱因,腐败是利益冲突的结果,因而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是源头治腐的重要途径。基于预防腐败,整合廉政制度体系,密切党群关系,克服行政伦理困境的需要,必须大力推进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推动防止利益冲突由“党内法”走向“国家法”,注重配套制度的衔接与耦合,健全监督制度并加大惩治力度,开展廉政伦理教育培训,分别构成了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方向、基础、抓手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