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到"教育保障"——国外实行教育保障制度的成功经验借鉴与反思

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人才需求,把我国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推到了政府面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00年以来,中央通过各种政策和转移支付加大了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初步解决了经费投入问题.而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义务教育的现状,则必须尽快建立义务教育的保障机制,并将其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在这方面,国外已有相关的实践和成功的经验.本文在梳理国外成功经验的同时,从公共产品的性质出发,论述了"教育保障"的内涵、理论支持与实践对策,以期对我国建立完善"教育保障"机制提供成功的经验借鉴.     

礼仪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孔子礼论

孔子认为作为人的行为原则的礼仪不是外在于人的强制性规范,而是与人的自然情感和德性自觉密切相关的,是人性本来具有的。孔子以“仁”释礼,把礼理解为情文的统一,这样理解的“礼”既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反映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礼仪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它赋予人类以尊严和价值,人之遵循礼仪,就是自身价值的不断实现。     

《唐鉴》史论的政治思想——兼论范祖禹的国家职能观

范祖禹《唐鉴》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史论著作。在阐述治国安邦之道时,范祖禹强调正君心、任贤能,偃武修文、安定社会,以及政令统一、上下有序等。这些政治思想从不同的角度集中反映了范祖禹的国家职能观,并对今人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及其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有较重要的启示。     

历史民俗学研究的成功书写——评《汉唐风土记研究》

《汉唐风土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版)一书是青岛大学历史系李传军副教授的新作.李传军兼具历史学与民俗学的学术背景,师从我国著名民俗学者萧放先生研习历史民俗学,不断探索民俗学与历史学及相关学科交叉研究的可能性.本书是作者学习和实践历史民俗学理论方法研究的新成果.     

历史与注释--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之文化价值解读引发的思考

历史是由注释组成的.每一个注释都是历史片断的回放和缩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历史注释中得到体现和说明.人们在注释历史,历史也在注释人们.人们注释历史是对历史的雕刻和理解,历史注释人们是对人们的铭记和评价.每一部个体人生史在历史中表现为大小不同的历史注释.     

科学态度是科学素质的核心

提高科学素质是全世界的共识.科学素质包括四个因素: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四者中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容易混淆.科学精神是本体论承诺.科学态度是认识论承诺,即科学知识可靠性的物质保证.科学素质是一个大系统,其中科学态度是这个系统的序参量.因此,这个系统符合协同学的自组织原则.同时,这个系统的输出又必然是科学态度,科学态度又反过来进一步整合大系统.于是,这又是一个超循环论模型.提高科学素质的关键是端正科学态度.     

析二战结束后英军参谋部机密文件《对西藏的军事援助计划书》

二战结束后,前苏联成为世界强国,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英美颇为担忧。于是英国军方准备对西藏进行积极有效的军事援助,以遏制苏联从新疆南下。英军参谋部也因此向内阁提交了《对西藏的军事援助计划书》文件。英军总参谋部司令部对此文件进行了讨论,并且进行了周详的战略和战术部署。然而,由于英国议院出于财政等因素的反对,该计划被迫取消。     

儒家养生之道:养心重于养身--儒家养生中的科学与信仰

养生就是人的生命如何保养的问题.生命包括两个方面:身与心.养身需要科学、养心需要信仰.关于身心的关系,养身主要内容是养备而动时,养心的内容主要是知道、寡欲、行义.用物质性的生活资料满足人的身体需要,这是基础性的.用知识、道义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这是高层次的.二者比较,精神需要更重要.对于现代社会的急功近利的思潮来说,儒家强调精神境界的修养,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当代英美哲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语境中的他心问题

身心问题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通常也被看作形而上学问题的主要内容。但自从20世纪初的一场哲学革命之后,随着形而上学的被抛弃,身心问题也被英美哲学家们看作思辨哲学的最后堡垒而被抛弃了。由于语言哲学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因为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哲学家们愈加关注语言使用者的心灵活动对语言使用所产生的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对心灵问题的研究正逐渐成为英美语言哲学发展的最新形式,“心灵哲学”被看作是语言哲学的核心。而在这个领域中,他心问题则是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焦点所在。     

论实践推理中的非理性悖论

戴维森提出的“非理性悖论”揭示了非理性论证在实践推理中的两难困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不同的判断理性的标准。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理性的准则是以“理”为核心,“合理”(to be rational)即“有理”(to be reasonable)。此“理”表面上表现为普遍之“义理”,但实质上却是服从于某种具体的道德规范。据此,在中国哲学中,实践推理中的非理性演变为“无理”(non-ra-tional)或“不讲理”(unreasonable)。通过对比分析戴维森和中国哲学对非理性的认识,可知两者在“认知判断”和“价值判断”上的不同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