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中的“反理论”方法论形态——兼论“殊案决疑”之对与错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生命伦理学更应该被看作是实践伦理学而非应用伦理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以一种演绎的模式将抽象理论或原则带入具体的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作为替代原则主义以及高级理论之演绎性应用的另外一种方案,殊案决疑得以突出个案特征与实践情境,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其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否定了理论的解释力甚至实践意义,毋宁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原则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自身的反思、修正与发展;这缘于道德直观与道德反思总是在辩证地互相调节和修正,而理论存在的意义即在于此。     

20世纪南非英语文学创作述略

20世纪，南非独特的社会状况和文化态势直接影响着南非英语文学的发展和走向，一大批白人和黑人作家，勇于揭露和批判南非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丑恶现实，出现了以纳丁?戈迪默、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创作了大量有影响力的作品，成为南非英语文学走向繁荣、走向世界的优秀代表。     

《义和团皮簧》考论

《义和团皮簧》文本见于吴书荫主编《绥中吴氏藏抄本稿本戏曲丛刊》抄本影印本第25集。剧本作家不详,创作年代约为清末民国初年,背景以聂士成抗击八国联军始,描绘了上至神仙人物,下至洋行老板、市井无赖等人的生活状况,并以神话形态再现义和团众与教民的对抗故事。《义和团皮簧》将义和团青年领袖刘十九、张德成刻画成了反派角色,与之对立的则是耕读世家出身的王少泉和正人君子王振明,而海干和天灭这类和尚道士的介入,使得戏曲多了几分传奇浪漫色彩。《义和团皮簧》是一出罕见的反映义和团首领负面形象的戏曲作品,这种意识形态折射的是晚清、民国时代教民和士绅集团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义和团皮簧》具有通俗演剧文学的素质,活泼的人物性格,幽默的人物对白,紧凑的故事情节,都是值得关注的特色。     

反事实思考及机会的阴暗面

本文讨论机会的两个非主要特征，不活动惯性及回溯性悲观，解释了人人都期待的机会也具有其不受欢迎的阴暗面。不论是放弃还是没有得到最大程度得到利用的机会都会消极地影响我们对后续机会的把握。     

赵壹《非草书》书学思想研究

在书法艺术开始走向审美自觉的时代,在书法批评史的开端,在两千年浩如烟海的书论中,有一篇文章,它第一次以一种专论式的批评方式理论阐述草书的"不足学""不配学""学无用"。但历代众多的书法论文选本都把这篇文章摆在前列,如《法书要录》《书苑菁华》等俱载此文。直至今天,这篇文章所揭示的书学思想及时代意义依然值得我们反思、深思——这便是东汉赵壹的《非草书》。"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反对当时张芝、罗晖、赵袭等人对草书如痴如醉的追求。赵壹认为这些草书家没有去研究圣人之道和治国之道,而来研究一个 "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的 "小技"——草书,这一举动有悖圣人的教训。"《非草书》在书法史中显得如此光彩照目,桀骜不驯,特立独行,却又让人感觉有些孤苦零丁,或许正是这个不一样的赵壹可以让我们从另一角度更加深入的了解草书。我们学习传统技艺的乐趣,除了技艺本身之外,还可以借这些技艺和文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古人所思所想,有如穿越时空、与古人相晤。     

从胡适的戴学研究看他的反传统

胡适在"整理国故"时期重新诠释戴震思想,充分挖掘戴震在反理学方面的独特建树,把戴学作为反传统的一面大旗。胡适的戴学研究有历史大环境的原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以胡适戴学研究之点看他反传统之面,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网络时代的名人文化、“粉丝”消费与情感劳动——我国网红现象研究的三重议题

网红即网络红人，这一群体是由市场经济与互联网媒体共同催生的产物。网红的出现见证了我国名人文化的市场化和媒介化变迁，在线“圈粉”的逻辑一方面让新媒体变成了制造名人的数字化机器，另一方面也使得网红的“非法兴起”问题愈益突出。另外，作为新名人的网红还引发了“粉丝”消费的转向，“粉丝”不仅能透过网红去消费真实，更能在此过程中凭借对新媒体的运用而将自己塑造成网红。成为网红也意味着要付出相应的情感劳动，这种劳动将网红的情绪与身体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商品化处理，从而满足“粉丝”与资本的双重需求。不过，并非所有网红的情感劳动都会被资本收编和异化，比如我国正在崛起的主流网红，就构成了传播正能量的网络治理主体。现阶段，我们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导向，大力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发挥网红在促进网络社会治理精细化和专业化层面上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