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正《诗经》诠释的现状可大体分为考据人事的"诗史派"和审美品鉴的"抒情派",前者起于汉儒,后者成于宋代。主题学则源于德国19世纪的民俗学研究,并在比较文学领域成为重要的理论与方法。主题学结合了形式主义文论传统与民间故事研究、接受理论等方法,探索文学模式化、图表化途径,寻找主题与文本的衍生关系、主题的历史性演变关系。在西方蔚为大国的主题学研究,于我国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则差强人意,甚至远不如欧美日学者运用此一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所达到的水平。当下主题学视域中的《诗经》研究大多采取历时的事件与主题联系的对比法,偏向考证一路,或者     

论禅宗的现象空观

从感性经验上看 ,禅宗看自然与儒家、道家和玄学看自然有很大的不同 ,它不与自然亲和 (庄子的泛神论 )、比德 (儒家的类比法 ) ,也不像玄学借助于“无”和“玄冥”(独化说 )的观念 ,而是取空观的视角。禅宗讲“色即是空”,它的色法仍然体现了中国人重视自然的传统 ,不过 ,借助于空观 ,它已经迈出了把自然现象看作纯粹现象的重要一步 ,产生了禅宗的现象空观。现象空观本质上是一种审美经验。纯粹现象的产生 ,标志着中国人感性经验的重大转型 ,从而为意境的萌生铺平了道路     

从《诗经》比兴循环解释现象探究“兴”的起源——以《关雎》《汉广》《樛木》三诗为例

对《诗经》的解释存在比兴循环解释的现象. 《关雎》一诗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出现了对其道德主题的三个不同解释,存在由色到礼的戏剧性叙事以及将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两种解释模型.《毛诗》《郑笺》对《汉广》的解释发生了道德主题和婚嫁主题的冲突,道德主题的强化导致了主题先行.《毛诗》解《樛木》反转葛藟攀缘樛木“比”之古义,将诗篇主题倒转为樛木主动荫蔽葛藟,完成“兴”义,成为比兴循环解释的典型. 陈奂举了《毛传》解诗用“若”、“如”、“喻”、“犹”诸字的很多例子,以证“兴而比”的关系,意在通过比兴循环解释重返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平衡关系.     

比兴、物感与刹那直观——先秦至唐诗思方式的演变

从先秦至唐 ,诗思方式经历了从类比联想渐次向刹那直观演变的过程。比兴为古代诗歌创作的两种基本方法 ,它们是类比联想思维的产物。然而古代艺术水平最高的诗歌却并不以比兴见长。汉代以来 ,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 ,体现了自然的变迁对诗思重大的感发作用。魏晋以后 ,在“声色大开”的背景下 ,“物感”的经验引导了感知优先于抒情的诗学倾向。田园诗和山水诗的出现即是证据。玄学和佛教转变了古人的时间意识 ,时间不再是客观存在的标志 ,而是空。空的时间意识为以静观动的刹那直观提供了基础。比兴不再必须。王维的山水诗以空观色 ,山水在刹那直观之下 ,成为纯粹现象。意境于是诞生     

从气到风骨——魏晋六朝艺术理论中审美范畴的演进

先回顾一下先秦儒道两家关于气的主要见解。孟子曾专门讨论气与志的关系,他以为:“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说他自己的所长在于“养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     

美善关系理论的一个古典范本──嵇康《声无哀乐论》再探索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以严谨的理论分析，摧破了传统产有哀乐论的片面和有关的音乐神话及迷信，提出音乐之美在于其自然之和，可以对之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哀乐之清产生于社会的人生事件；音乐以其和谐而不是情感内涵作用于听者，可以培养审美情感，感发哀乐之情和增进道德人格。以往对《声无哀乐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嵇康对音乐的特性、音乐与情感关系等方面的理论，重在逻辑的清理，而较少结合栋康的整个哲学观探索《声无哀乐论》的深层理论内涵。本文以全面阐发嵇康音乐美学体系为宗旨，力求揭示嵇康对传统哲学中美善关系这个重要…     

体系与无体系之辩——读潘知常近著《生命美学》

近年来,美学研究落入了低谷,然而,美学队伍仍然以其巨大的整体努力在向前开拓。一方面,美学走向泛化(这个词可以从积极消极两个角度去理解),成为一种生活美学或科技美学;另一方面美学又走向深化,成为一种文化哲学。后一个走向的理论以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己任,取一种横向放眼世界,纵向通观古今的架势,并且在不同程度上超越现代美学的视角、体系与范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美学作为文化哲学或文化战略的积极参与者,负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由此,产生了超越美学的理论需要。它也表现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否定美学在文化中的较     

诗学中的''并置''————从西方到东方的考察

'并置'是随着西方反理性主义的思潮而出现在艺术领域中的表现手段。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庞德的'并置'诗学因吸收了中国古诗之精髓并受汉字美学的启示而得以拓展,成为开发诗歌能量、革新英语诗歌的有效途径。海外华人学者叶维廉又将庞德的'并置'导入中国诗学语境,引领国人反观中国古典诗歌的特性。考察'并置'从西方到东方的这一迁移,将为我们在比较语境中探讨中国诗学特质提供新的视角。     

''君臣''、''兄弟''与''朋友''————《诗经》中的人伦关系考察

考察《诗经》所涉君臣、兄弟、朋友三种人伦关系,发现在周之宗法分封制社会结构中,君臣与朋友两种人伦关系被兄弟一伦所勾连起来,君臣被视为朋友关系。《诗经》相关篇章用“朋友”处即指君臣,同时,此类朋友关系以“友纪”作为行为规范,为君者须“惠于朋友”,为臣者则“摄以威仪”。此一朋友关系亦辐射到臣臣关系。     

感慨不极则优柔不深——贺贻孙美学思想初探

贺贻孙,明末清初人。明亡隐居,清康熙时巡按御史笪重光欲以博学鸿词荐,书至,贺愀然曰:“吾逃世而不逃名,名之累人实甚。吾将从此逝矣！”乃削发逃入深山。晚年贫困。他一生始终忠诚于明朝,富于民族气节,对外族清统治者采取不合作态度。这一点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人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和廖燕诸人完全一致。家国丧乱,他的诗也读来悲愤,多哀怨之旨。这种情形使他体会到:“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水田居诗文集》卷三《诗余自序》)因此,他主张诗歌应该是天地间的“雄风”,要“怒”,要“激”,要“吹沙崩石,掣雷走电”,要“凄怆”、“哀怨”。这种思想对儒家传统道德影响下的“温柔敦厚”的诗歌美学理想是一种冲击。(注:参看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第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