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功能的隐喻式研究

隐喻是人类组织概念系统和经验的重要基础,对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护起重要作用。协商作为语篇语义系统的重要内容,是隐喻实现人际功能的重要途径。隐喻的本质与理解过程决定了其本身意义的协商性;同时,交际参与者可以通过选择何种表达方式推进或中止对某一隐喻的协商,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隐喻作为一种间接话语是推进协商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交际中,交际参与者通过协商确定隐喻的含义并以隐喻为交际策略保证协商顺利进行。     

以《柳毅传书》为例简论元杂剧中的市民意识

元杂剧中的很多作品都改编自唐代传奇小说.然而本质上,已经和"稗官野史"类的唐传奇有了很大的不同.例如元杂剧作家尚仲贤,就将唐代李朝威所作的传奇小说《柳毅传》改编成了元杂剧《柳毅传书》.在剧本里加入了唐传奇小说所无法做到的表演形式,让思想更接近于市民们的意识层面.之前小说中的故事传奇性已经开始减弱,而更偏近于对人现实处境的刻画.故事中体现更多的,是普遍的市民意识而不是直接对社会黑暗的揭露.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逻辑

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要求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而市场与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为此，科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的社会共治模式成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间的矛盾为主要背景，深入挖掘政府、市场、社会在共治中失灵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梳理“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探索多中心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功能性设计，并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提出一系列制度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穆旦诗歌中的“智慧”

＂智慧＂一词是穆旦在进行诗歌创作和精神探问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表达。它涵义丰富,常被用作对现状的反讽,也指示着现代知识分子清醒理性和自我拷问。它是诗人用以对民族乃至人类历史和整体命运进行反思的一个词语载体。＂智慧＂一词始终处于讽刺悲哀和怀疑焦虑的语境中,它最终于心灵慰藉和灵魂安顿无力,这也便是穆旦借重宗教话语进行价值信仰重构,趋进救赎的一个原因。     

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的借鉴与验证--以中国森林治理研究与实践为视角

立足于中国森林治理的现实状况,对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学派的主要理论进行梳理,着重介绍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社会—生态系统(Social Ecological-System,SESs)研究方法,提出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和由此拓展的森林研究网络体系,对中国森林治理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森林治理应力图超越市场和政府的缺陷,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推动森林产权改革、充分认识森林资源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特殊性的基础上强化、细化和有效化森林治理的机制和途径。与此同时,基于中国森林治理的经验,对于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进行验证,可以显示中国森林治理实践的理论价值。     

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货币条件变化使信贷规模发生相应收缩或扩张是金融失衡和经济波动的原因之一.采用面板平滑过渡回归(PSTR)方法,以广义货币供应量为过渡变量,以采购经理人指数和房地产价格指数作为控制变量,构建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产生的影响模型.通过分析近年来我国银行业上市相关数据,揭示了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等变量对银行风险的影响随货币供给价值门槛水平变化在高、低制度之间平稳并逐步过渡.在低制度下货币供应量会增加银行风险,而在高制度下则不会产生此类风险.同样,采购经理人指数和房地产价格指数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也是不对称的.这些非对称效应结果表明,股市中确定的下行风险在银行体系中至关重要.     

社会工作增权视角下妇女庇护所防治家暴实践

诸多实证研究发现,增权对提升受家暴妇女生活自主抉择权具有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回顾,探讨增权的定义、针对受暴妇女的增权,以及增权理论在妇女庇护所防治家暴服务中的运用。增权是目标也是一个过程,妇女庇护所不仅起着临时安全居所的作用,更要协助妇女调动内部和外部资源,完成其增权目标,并持续地评估进展,确保在此过程中没有出现新的失权。     

关于打击偷渡犯罪问题的探讨——以粤港两地为例

近年来,粤港两地的偷渡犯罪形势较为严峻,在偷渡的方式、偷渡的流向,以及偷渡的组织等方面,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当前粤港两地的反偷渡工作面临着打击海上偷渡难度大、反偷渡经费短缺、执法依据效力不足等方面的诸多实际困难.尽管粤港两地在打击偷渡犯罪方面密切合作,采取情报交流、资源共享、协作办案等方式,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合作成果,但仍有许多值得改进的空间.进一步深入开展打击粤港两地的偷渡犯罪活动,粤港两地应当继续加强合作,扩大会晤层面;加大情报调研工作力度;继续探索接收遣返协作模式;加强经费保障;实现科技强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