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的分析与思考——基于皖西某村的实证研究

乡土社会、现行法律制度不合理因素、农民法律认知水平低等因素影响了土地流转法律制度在安徽西部某村适用的效果,使得该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践与制度之间呈现诸多背离,与发达地区相比,该地土地流转规模不大、形式单一、市场化程度不高.要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化、规模化,需要从农村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审视现行的制度设计,从农村改革“顶层设计”的高度来考虑实现两个转化:一是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化、资本化,使之成为农民可以用多种方式处分并获取收益的财产;二是实现农民的市民化,使之成为自由的市场主体.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国家行为”研究

建国以后,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一直是由国家主导确立的。六十多年来,“国家行为”发生过三次类型转变,即20世纪50年代初期转向以巩固政权为取向,70年代末转向以发展经济为取向,21世纪初转向以道德正义为取向;相应地,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也发生过三次类型变化:从人民公社制转向农户承包制,再转向农民集体所有权。“国家行为”每一次转变后的价值取向特征表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中必定会存在“主体不清、权能残缺、权利不明”问题,并且国家不可能认真去解决。2013年以来,“国家行为”正在发生第四次类型转变,即转向以公正平等为价值取向的类型;强调健全制度特别是健全法律制度成为国家统治类型的主要特征。因此,国家认真解决农村土地制度中的“主体不清、权能残缺、权利不明”问题,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土地制度及相应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才成为了可以期待的事情。     

论农民政治行为发展的考量维度——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分析

要对一定历史时期“农民的政治行为究竟发展与否”予以严谨而全面地评判,就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考量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政治行为的发展和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其具体表现为政治行为方式的多样、政治行为深度的加深,以及政治行为广度的扩大三个方面。此三个考量维度比较全面而合理地证明了这一时期农民的政治行为为何是发展的或进步的,因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不失为一个可供借鉴的考量体系。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在掌握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制约其增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规模来看,江苏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呈现逐年增加趋势,且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但区域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从结构来看,土地流转收入增长迅速,土地征收补偿收入占比逐渐降低。从影响因素来看,以财产权制度和市场化制度为代表的制度性障碍是制约当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外来资本对农村土地的需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价值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取。最后基于创造条件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视角提出:完善财产权制度设计、提高市场化制度水平、注重外来资本适当引进、提高地区农地产出效益等治理对策。     

城镇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的权益损害与征地纠纷——基于全国31省被征地农户的调查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期,农民权益受损、征地纠纷日益突出。合理测算农民权益受损的程度、征地纠纷的影响因素,对我国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全国31省(区、市)91村638户被征地农户的调查数据,借助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征地纠纷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征地过程中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处置权、收益权和社会保障权受损严重;农民个体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对征地纠纷没有显著影响,农民权益是征地纠纷全面而充分的影响因素。因此,在构建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体系和改革征地制度时,要从影响征地纠纷的农民权益因素着手,尊重农民的意愿,保障农民的权利,尽可能减少纠纷现象的发生。     

基于“物的新农村”与“人的新农村”并进战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新解

从建设"新农村"视角讨论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中若干有分歧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象是传统农村劳动者,而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所谓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指向城镇的转移,也包括向现代化农村的转移;不仅指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也包括向现代化农业转移;不仅指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也包括传统农民向现代化农民的转变。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不断随着工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民现代化的渐进过程。大力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同时,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强新农村建设,保证"物的新农村"和"人的新农村"协同并进,是推动农村劳动力有序、稳步转移的根本途径。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代课教师问题研究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代课教师的存在是解决当地师资匮乏的有效办法.这些代课教师因各种条件表现出不同类型,但却存在某些共同的特征.相关部门可以采取对农村代课教师进行“分类”和“优劣甄别”、完善农村代课教师的“人事代理”制度、实施“本土”招聘和“长期”留住政策、建立健全不合格代课教师的“人性化”退出和培训机制、建立健全代课教师津贴补助制度等政策,为特殊贫困地区长期留住优秀师资.     

地票交易中农民权利保障体系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农民身份逐步发生了市场化转变。利用市场机制运行的地票交易制度对于农民增收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地票交易中确认和保护农民权利具有必要性。然而,目前我国在地票交易中确认农民市场主体资格和配置农民市场主体权利方面存在法律缺位。为了保障改革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应依法为农民建立多层次的权利保障体系。以土地发展权为初始范畴,以地票交易平等权、公平权、国家干预权为基本范畴,以地票交易平等参与权、公平交易权、公平分配权、司法救济权、宏观调控权、经济监管权为具体范畴,依法构建我国地票交易经济法范畴体系。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双重路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进城农民与居村农民是农民市民化的两大主体.农民市民化是进城农民与居村农民享有公共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变迁的过程,最终目的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与此相适应,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应包括两条相对应的路径:一是"城市异地"转移路径,即通过发展大中小城市吸纳更多的农民工、城郊失地农民,实现部分农民异地市民化;二是"农村就地"转移路径,即通过发展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吸引更多的居村农民向特定地区聚集,实现部分农民就地市民化。     

农民上访的阶层对抗解释

立足于浙北D镇的个案考察,引入阶层对抗的解释框架,集中在村庄政治场域,对富人阶层参政以及村级资源分配逻辑的分析,揭示经济分化背景下农民上访行为背后所反映的阶层性特点。富人阶层通过对村级权力位置的争夺获得村级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权,并遵循私人化、市场化的分配逻辑将底层排斥于外,并引起其中部分直接利益受损的底层村民以上访为主要斗争方式进行反抗。这说明在大量利益不断注入以及富人阶层当政的情况下,村庄缺乏合理、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各阶层之间在村级资源和利益上形成了一种竞争和博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