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与抗争——《宠儿》中三位非裔母亲身份构建

非裔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以“弑婴”为中心事件,以一种残忍的方式诠释了奴隶制摧残下的三位女黑奴畸形的母爱.分析非裔母亲身份的构建过程,可突现母爱的缺失和变异并不是非裔母亲自身母性的沦丧,而是万恶的奴隶制所造成的伤痛.作品褒扬了非裔母亲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为追求自我主体性所表现出的抗争精神.     

长篇小说《老大》人物形象与叙事艺术探析

《老大》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还不如说是一个人的心灵史。小说中撼人心魄的风暴来自人心。核桃园政治经济权力中心庄镰伯的内心世界才是"雷霆之所,风暴之乡"。小说采用有限视角、多重叙述、散点投射等叙述方式,多角度多层面展现庄镰伯的人生,探入庄镰伯的内心世界,将令人畏惧的乡村权力顶峰人物的内心挣扎与搏斗展示出来,写出仇恨、权力等欲望对人性的扭曲,写出当代人对土地的复杂情感。小说为当代文坛贡献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当代"村长"。     

EMDR治疗的初期——基础、诊断与治疗计划(下)

本文介绍了精神创伤的EMDR(眼动脱敏与再加工)治疗过程中的八个步骤,以及每个步骤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村庄秘史》：弥合历史创伤的艰难尝试

《村庄秘史》是作者王青伟历经多年思考的结晶。作者在文本中试图全方位理解历史人物,并试图以怜悯之心去弥合历史创伤,但是,由于作者缺乏对史实的全面了解,缺乏超越性视野,使得作品对历史的叙述呈现出神秘主义倾向,其弥合历史创伤的努力最终落空。     

从“彼岸花”到“莲花”盛开,叙述者的自我疗治之途——安妮宝贝小说连读

近年来,安妮宝贝的写作受到当代中国文坛的关注,由于她高度主观性和自传色彩的写作方式,对其不同时期重要作品《彼岸花》、《二、三事》和《莲花》的心理分析,可以有助于对叙述者自我剖析、自我疗救的心灵历程做出深幽的探析。     

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社会影响论析

战后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检举战争罪犯、搜集证据、法庭审判以及判决执行等各个环节中都有社会的积极参与。通过媒体报道、公开审判以及专题电影的公映等传播方式,审判的社会影响范围得以扩大。通过当时的报刊以及法庭的相关记录,不难体认到民众认知的诸多面相以及审判在社会层面的实际影响。审判使受害者的个体创伤记忆得以申诉并在社会广泛传播,由此产生了早期关于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集体记忆。由于国共内战以及冷战的意识形态影响,解放后对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审判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早期集体记忆生成的关系被漠视或者被淡忘。     

中国当代文学体验结构的整体性考察——以“伤痕文学”为例

"伤痕文学"以特定的历史留在人的精神生活之中的"伤痕"为呈现对象,意在揭露政治运动及其意识形态对人的精神生活造成的创伤。进一步讲,"伤痕文学"有着更深刻的历史文化诉求,其普遍诉求是呈现个体—整体、自由意志—历史理性、感性生命-冷酷教条之间的隐微而深邃的张力,以及留在人的心灵上难以愈合的创伤。反思"伤痕文学"历史文化诉求,其目的在于发掘中国当代文学体验结构的整体性,以建构适合现代性征途上的文学典律。     

大屠杀见证：创伤记忆与历史再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70周年，但对于纳粹大屠杀的研究和讨论却一直没有停止。战后对于大屠杀的见证分为三个部分：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德国人对罪恶的见证和历史的再现。幸存者的见证由于创伤后应激反应，充满了再现的困境；德国人的见证则聚焦于集体罪恶和个人罪恶的问责；而历史学家的再现则从道德的、法律的、文化的、现代性的角度规范了再现的过程。这三个部分体现了大屠杀见证过程中的三个阶段，都将成为历史经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文从这三个部分出发，对大屠杀的再现过程进行特征描述和归类，以求获得创伤后各类反应的发展逻辑及各种问题间的整体关联，在概念和经验上揭示和解释大屠杀的原因和现象。     

论《地之国》的创伤写作

约瑟夫·奥尼尔的《地之国》是近年来最出色的“后9.11”文学作品之一。小说表现了“9.11”事件给美国普通民众，尤其是纽约人造成的形形色色的个人心理创伤。奥尼尔在表现创伤的过程中，也探讨了应对和克服创伤的策略，并对美国政府在创伤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记忆、死亡与时间——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中的创伤写作

《五号屠场》以库尔特·冯内古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被俘，并经历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历史为蓝本写成。小说所采用的创伤叙事模式凸显了被俘经历对个体创伤性心理构成的影响。冯内古特凭借对记忆、死亡与时间等主题的思考，来再现并反思创伤性存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