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

本文计算了中国1950～2006年期间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发现早在1990年时内在增长率就已经由正变负。并且通过该指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比较发现,中国过去十几年的低生育率正在逐渐累积起人口负增长惯性。此外,本文基于不同的模拟方案结果揭示出,人口负增长惯性将会对未来中国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有重大影响。本研究旨在说明,中国人口发展处于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充分认识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负增长惯性问题,有关人口决策必须尊重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     

主流观念与政策变迁的政治经济学——来自1998年中国“粮改”的经验

政策决策层持有的价值观与思想理论模式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目标组合偏好序列乃至政策具体安排的变革。至于政策决策层主流观念自身的变化,则是由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内生或外生的随机因素和环境决定的。本文选择1998年粮食政策改革的经验来检验政策变迁的主流观念理论假说。     

寻求整合的分化:权力关系的独特作用——来自H村的一项经验研究

一个“共同富裕”的集体经济村庄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社会分化和阶层分化现象;但上述分化没有撼动村庄共同体层面的社区整合。为什么?本文通过村庄事实的呈现,试图揭示这种村庄分化中复杂的权力关系:权力既是分化的主要操纵因素,又是被分化的对象,亦是控制分化的达成共同体整合状态的重要力量。     

社区对流动人口的健康效应研究--基于住房质量与邻里构成的双维度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味着对流动人口健康问题应该给予更大关注,既有在探讨流动人口健康形成的研究中对社区层面的潜在影响关注不足。利用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卷),构建了社区住房质量与邻里构成对健康影响的比较框架,一方面对既有研究冲突进行验证,另一方面深入揭示社区健康效应的重要因素。结果显示,社区住房质量和邻里构成都是影响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住房质量(社区住房档次越高)和邻里构成(本地人比重越高)与流动人口健康成正比;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稳健;从多个维度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分析显示,相比于邻里构成,社区住房质量对流动人口健康被高估;邻里构成中本地人口比重产生更强的邻里效应,进而对流动人口健康影响作用更强;住房质量的提升对受过高等教育和已婚流动人口的健康具有促进作用,而邻里构成促进了女性、高等教育和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研究结果支持社区经济特征对健康的影响被高估的结论,为此在从社区层面对流动人口健康进行探讨时需要关注人口构成(如:邻里构成)可能带来的隐形观念传递作用。     

大学生宅族的行为特征及社会心态

大学生宅族是一个分布极其弥散的族系,该群体的主要行为特征是足不出户、粘在网上,这种行为特征与网络化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大学生宅族具有较强的负面情绪体验、较低的自我满意度和对社会问题较高的负面评价,社会心态呈现出"灰色化"的样貌与特征,这种社会心态特征固然是受"宅行为"、"宅生活"直接影响的结果,但从更深刻、更宏观的背景来看,则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导致的外在世界本体性安全空间的失落有关。     

征地与撤村建居过程中的女性个体化与夫妻权力流转——以中国一个北方村落为例

近年来,征地与撤村建居在中国农村大范围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对中国一个北方村落进行了个案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征地与撤村建居后,农村女性个体化现象快速显现,与之相伴生的是,农村家庭中夫妻权力模式也逐渐从男性集权走向夫妻平权。通过对夫妻权力相关理论的梳理,试图对这种夫妻权力模式所发生的转变进行阐释。     

公益性取向下社区卫生服务改革的体制特征与逻辑——来自上海市长宁区的经验

社区卫生服务建立之初是按照换牌之前的地段医院体制运行,经济利益是其追求的最终目标。但是,社区卫生服务作为城市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网底与城市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公益性才应是其追求的最终目标。从上海长宁社区卫生服务改革的经验来看,地段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实现地段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的转换主要是实现公益性,而社区卫生服务改革的体制特征和逻辑也是围绕着公益性进行的。     

我国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之症结

我国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存在较大城乡差距,人口流动规模加大并以家庭迁移为主要流动模式,教育资源配置是固化、不流动的。从城市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的经费来源及国内人口迁移情况来看,流入地政府落实两为主政策存在财政支持不力、财权不对等的问题。当前需通过提高义务教育经费拨付层次,使经费和人口流动尽量保持一致,以此来保障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论我国城市社区老年金融服务建设

长期以来由于老年群体主观上畏惧且投资理财意识不强,总体收入不高,金融机构开展老年金融专项服务积极性不高,使我国城市社区老年金融服务发展缓慢。随着老龄化时代的迫近,老年金融需求会随着收入增加等因素而变得日益强烈。我国社区老年金融服务建设应当分阶段开展,从金融机构到社区老年金融服务中心,从普及金融设施和金融知识到老年金融产品创新,社区老年金融服务要顺应时代发展为不同老年群体提供差异化的服务。     

农民福利主体的结构转型与福利治理可能

在我国农民福利领域,工业化、城市化所引致的社会转型不仅使农民的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更使既有的福利主体经历了结构转型,进而加剧了滞后的农民福利体制的改革难度。从福利主体看,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在农民福利的供给上表现出显著的职能回归,但因受制于既定的功能限度,国家不可能一肩挑起农民福利的治理责任,而以家庭为基础的土地福利功能亦呈现式微趋势。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全面而理性地把握农民福利的本质问题,并致力于探寻传统福利主体之外的力量组合就成为农民福利治理的重要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