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城更新中基于社区脉络的集体创业——以上海田子坊商街为例

上海田子坊商街兴起于居民非法的“居改非”,并在领导田子坊实验的基层政府的默许和庇护下由个人的“居改非”蔓延为整街坊的“居改非”.此种庇护所以最后成就田子坊,其要紧处在于它因应了民生改善的诉求,扶持了创意商铺的实验,促进了历史街区的复兴,从而将一个不合法的集体居改非做成了一项有助于旧城区更新和新社区发展的集体的创业,这种“基于社区脉络的集体创业”(Communal entrepreneurship)提供了城市更新的新经验,而不同于政商合作大拆大建的“企业化的政府城市治理”(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的主流模式.然而,田子坊的胜出,并未能继续其社区创业的脉络,没有业态和租金的管控,没有自觉促进创新产业的政策和制度,田子坊的火爆反倒令投机盛行并最终不仅损害田子坊的社区性也将损害它的文化性.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化服务管理的困境与创新:基于贵阳市实践的探索

目前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已进入由城市政府统筹协调的服务管理阶段。以贵阳市为例,从组织体系、信息平台、实践模式、工作机制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探索城市流动人口社会化服务管理的实践,分析城市流动人口社会化服务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基于此,从理念、体制、模式、平台和支持体系等方面提出创新城市流动人口社会化服务管理的若干政策建议,以期实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社区化、组织化,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对大城市区域内人口综合管理体制与措施的探索——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外来人口开始涌入城市。城市的人口大幅增长,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不断涌现。发展到本世纪初,甚至部分城市人口已经达到千万。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城市内部处于中心城区的边缘拓展地区的城郊联结地带人口变动异常活跃。这一变动对现代化城市的人口综合管理政策与措施提出了新的挑战。现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建议实施适度从紧的人口总量的综合措施、建立完善的外来人口管理服务体制、加大对人的发展的投资、探索和完善人口综合管理机制,如此才能创造一个和谐发展的良好城市环境。     

互动与发展——对藏区社会工作个案的几点反思

西部藏区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和资源富饶的多元文化的地区。在西部藏区开展社会(区)工作,应充分考虑到藏区小型社区的具体场景、多元文化和组织环境的特点,在良性互动和充分尊重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服务社区,增进社区的自我发展。     

都江堰市灾后安置点社会工作的专业解析

为了协助四川灾区进行社会恢复和重建，“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组建了四支服务队，前往都江堰市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逾200日的专业服务，协助居民与其外在环境重趋“适应性平衡”。实践显示，专业智慧在具体工作中得以充分展示。     

交易费用/产权方法的发展与超越——新制度经济学文献的批判性回顾

新制度经济学把组织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试图通过研究产权结构和交易成本对激励机制及其经济行为的影响来拓展新古典理论的适用范围.本文集中回顾和探讨了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主要基石的产权/交易费用方法的演变过程及其面临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信息范式、不完全合约以及合作博弈等分析性工具在修正和超越产权/交易费用方法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社区研究的三种理论取向述评

本文详细回顾并分析了近年来社区研究领域经常采用的三种理论取向：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社区治理的理论视角以及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分析认为,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有助于在宏观层面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社区建设的变化,但却无法透析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社区治理虽然是近期的“时髦词汇”,但它更多是作为组织框架而非解释模式,缺乏“指向性”；而社会资本则存在循环论证的缺点和“概念泛化”的趋势,需要通过理论的和实证的研究明确其基本内涵.     

中国城市化与环境质量研究

文章利用1995～2005年中国省级的工业污染数据对两种不同的观点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污染会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路径。研究结果支持了城市化最终有利于城市环境质量改善的观点。城市化过程中工业污染得以集中,治污部门自身存在的递增规模收益使得污染物能在更高的集中水平上得到处理。因此,集中治理污染是提高城市环境质量的一个有效途径。     

英国提升青年就业能力的政策演进、特征及启示

英国提升青年就业能力的系列政策,实现了就业促进向供给面管理的转型和技能提升的战略目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政策演进、特征及具体实施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从青年群体和国家的中长期发展与就业的持续性考虑,我国就业促进政策的重心应转向提升青年就业能力。     

山寨手机与青年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身份建构——来自文化视角的分析

农民工希望通过消费融入城市文化，实现身份认同。然而这一过程却受到了诸多城乡差异因素的影响，其中也包括文化因素。文章以青年农民工消费山寨手机为例，通过分析山寨手机中的符号意义以及访谈的方法来验证两个假设：山寨手机中所包含的符号满足了青年农民工体验城市人身份的需要；城市同龄人对山寨手机符号的不同解读为青年农民工建构城市身份设置了障碍。因此，文章提出文化资本在以符号消费为媒介的城市身份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