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审美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与自我锻造

近年来,"情感劳动"由于过于强调劳动者情感与自我的二元分割而遭到挑战.研究引入"审美劳动"概念,探索当前审美经济勃兴之下的服务业一线劳工的劳动过程转变与自我认同锻造之间的博弈与整合.援引布尔迪厄"具身展演"与地位消费理论,研究发现健身教练的自我锻造兼具区分与整合两个向度.健身教练在与消费者的互动中运用自身外形、表情、举止和语言等身体资源,酝酿与顾客相吻合的品味,作为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健身教练得以建立区隔性的自我投射,将自己打造为"理想的他者";健身教练通过建立老师与激励者角色认同,发掘并利用自身性格特质的方式,统合他们在自我的展演与原真性之间的拉力,并成为"更好的自己".研究回应了学界对服务业劳动者自我认同中存在的异化与融合二元论.审美劳动者在自我认同锻造中体现出的微妙平衡,反映了"90后""00后"一代奋进与迷茫共生的思想状态.     

社会支持对自闭症子女家长生活质量的影响——基于509位家长的实证分析

养育自闭症子女,必然会对家长带来经济上、精神上的各种压力,对家长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而社会支持有助于缓解家长压力、形成应对策略、提高生活质量。基于对509位养育自闭症子女的家长的调查,研究发现家长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不足,来自政府、机构、学校等的正式社会支持较为匮乏,而来自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的非正式支持成为主要的支持来源。正式支持对家长生活质量的影响有限,情感性的非正式支持则显著提升家长的生活质量。为帮助家长应对养育自闭症子女的压力,提升其生活质量,政府以及社会服务机构等应重视其家庭功能以及抗逆力的建设。     

元旦踩踏事件对加强城市安全管理和城市治理的启示

一个人口不断集聚的现代城市的发展和管理,正迫切需要突破当前城市治理能力的极限,以及将城市治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才能和世界一流的国际城市相适应,才能够和一个人口不断成长的现代城市的安全秩序和良好治理相适应。城市安全管理需要更加重视用"维权"来超越简单的"维稳"体制,是一个改革思路的突破。城市安全和秩序不仅要重视"维权",还要重视"维规"。对于提升现代城市的安全有序运行,首先,最为核心的是强化规则的制定和执行,避免城市运行的非规则性和非规范性。其次,     

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北大核心CSCDCSSCI

人口结构对于国家战略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人口结构变化深刻影响着经济增长模式、消费模式和中长期竞争力发展.揭示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演化机理,研究其对全社会公共治理、商业模式等微观组织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及变化规律等,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现阶段研究已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改善教育公平与收入分配差距、人口跨区域流动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果.未来研究中,应继续关注人口结构的影响因素和演化机理、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人口结构变迁下的公共治理政策研究,微观组织管理理论创新等问题.     

国际新格局下的全球治理:展望与研究框架北大核心CSCDCSSCI

新的全球性问题对既有的治理体系构成巨大挑战,构建国际治理新格局,探索新的治理规则、机制和方式已迫在眉睫.结合全球治理的发展态势与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十四五”发展战略优先领域“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科学规律”专家会议的研讨,研究指出全球治理的核心范畴与战略需求,系统梳理了国际新格局下全球治理的研究框架与典型科学问题,总结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2)关键领域全球治理范式的形成和演变规律,3)全球治理参与机制的基础理论,4)全球治理的规则、技术与工具体系,5)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这五大重要研究方向,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方向性参考.     

家庭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家庭政策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逐渐简化、传统家庭功能趋于弱化。这对维系社会正常运作的各项社会政策带来巨大冲击,并由此将家庭政策的完善与改革提上议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家庭政策在影响人口发展、提供家庭保障和促进性别平等等方面有所建树,但仍未脱离含蓄型和补缺型模式的囿限。文章认为,中国的家庭政策体系应实现向明确型和发展型转变。首先应创建专门的家庭政策机构,在此基础上明确将家庭整体作为基本的福利对象、以发展家庭能力为目标进行家庭投资、推进家庭政策的适度普惠性,并尽量避免其他政策安排与家庭政策的相互制约乃至冲突。     

“发展型”或“政策型”生育率下降?——基于翼城“农村二孩”试点的分析

中国生育率在过去30年持续下降至较低水平,围绕下降的主要动因及其政策涵义的争论热烈。文章以"农村二孩"试点之一的翼城为案例,重新梳理和检视了在已有研究中较为忽视的翼城试点出台的背景和政策实施细则,并从多个方面考察了翼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影响。与已有研究对翼城试点的认识不同,政策文献回顾表明:"农村二孩"生育政策只是在初婚时间、生育子女数和生育间隔方面做出一些技术性"调整"以缓解国情与民情的矛盾,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实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初衷。多维度数据分析交叉印证了在实施限制性的生育政策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变量不能解释生育率的下降,翼城现有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更多是政策干预的结果,是政策促成的外生性转变,而非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低生育意愿的内生性转变。     

从经典灾害社会学、社会脆弱性到社会建构主义——西方灾害社会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及比较启示

从经典灾害社会学、社会脆弱性到社会建构主义,这是灾害社会学发展的最新趋势,也是其发展的主要学派和阶段性特点。基于对这三个学派基本内涵梳理和比较研究,文章认为经典灾害社会学学派适合灾害防备与应变研究,社会脆弱性学派适合灾害预测和评估人们如何适应或加强能力面对灾害风险威胁的研究,社会建构主义学派则适合公共风险和灾害形成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研究。这三个学派关注的重点不同,都有自己特定的解释边界和限制条件,一旦越界解释力就会下降。因此,不能简单地判断孰优孰劣。     

制度与信任形成的微观机制——兼评房莉杰《制度信任的形成过程》

本文试图从博弈论的视角为信任的发生机制提供微观行为基础,并重新解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信任问题。信任是对交易关系中利益相关方可能采取的对各方都有利的合作性策略行为的一种概括化的、稳定性的期望,也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信任形成的关键是需要一系列触发机制不断地强化而形成稳定的预期。〖JP2〗在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其涉及的农民信任问题解释时发现,大量的触发机制发挥了积极的反馈强化作用,如说服与政治动员、加大资助特殊群体、引入家庭账户、提高补偿程度、信息公开等。正是这些触发机制的正反馈作用,农民逐渐相信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及其他的医疗保险服务机构等,他们所采取合作性的策略行为承诺是可信任和期待的。     

家庭治疗的本土化

家庭治疗是家庭社会工作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工作手法。作为一种治疗模式,它以整个家庭作为治疗的单位,着重的焦点在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关系和沟通的问题,是处理人际关系系统的一种方法。家庭治疗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获得社会工作和心理治疗界的认可,并被广泛运用到家庭社会工作服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