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权益流动性评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流动,但户籍制度等特殊国情却使迁移流动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权益未能伴随其迁移流动而正常流动,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权益的流动性成为人口迁移流动与社会保障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根据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参考世界银行社会保障权益流动性评估体系,从评估框架建构、指标选择、权重确定、赋值计算等方面逐层细化,构建包括政策规定、制度内容、经办效率、权益损失四个维度的中国本土化"基本养老保险权益流动性评估体系",用以评估和衡量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权益的流动性水平。本文应用权益流动性评估体系对中国1995-2017年23年间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内容及其变迁进行考察和评估,以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权益流动性水平及其变化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权益已经从制度建立之初的基本不能流动发展到现在的较顺畅流动,政策规定完备程度、制度内容一致性、经办效率改善、权益流动性损失降低等各个维度的流动性水平都有显著提高。但分析说明也还存在或多或少的流动性障碍,部分人群仍然面临权益的较大损失。本文在考察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权益流动性的政策建议。     

大学生宅族的行为特征及社会心态

大学生宅族是一个分布极其弥散的族系,该群体的主要行为特征是足不出户、粘在网上,这种行为特征与网络化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大学生宅族具有较强的负面情绪体验、较低的自我满意度和对社会问题较高的负面评价,社会心态呈现出"灰色化"的样貌与特征,这种社会心态特征固然是受"宅行为"、"宅生活"直接影响的结果,但从更深刻、更宏观的背景来看,则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导致的外在世界本体性安全空间的失落有关。     

上海“麦工”意义世界的人类学解读——基于田野体验的视角与洞见

本文以2008-2010年在上海市静安区和黄浦区的麦当劳门店所进行的田野研究为基础, 通过检视其员工在日常工作环境中所采取的一系列调适性策略,探讨“麦工”(McJobs)在全球化和地方转型特殊语境中的多重含义。本研究初步发现, 上海“麦工”的意义世界不仅仅是实在的文化生态景观和精英话语制造出的符号，而且还受到跨国主义和地方转型这两股结构性力量的主导和型塑；本文在考察和分析普通“麦工”的地域文化认同、价值观念和工作策略的同时，强调社会分层和日趋多元化的城市生活方式对“麦工”体验过程的关键作用。     

旧商人与新时代：赣州徽商汪德溥的生活变迁（1890-1955）

现代徽州商人与传统徽商一脉相承,他们在1949年前后的经历对于理解社会转型具有参考价值。赣州徽商汪德溥曾涉足肥皂、茶社、蚊香、酒店、米号等商业领域,以"行商"小生意起家,商业资本和经商能力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向中等规模的"坐贾"发展,遇到挫折后又退为"行商"。在职业选择上,其首选是进入公职单位,而非风险偏高的商业领域。汪德溥无论在公职单位还是经商都受到徽州同乡和亲戚的关照,虽然他的生活方式已经高度土著化,当地人却仍然把他当成安徽人。他在邻居、同行及合伙人、街道干部心目中的形象不佳,在"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中被当成对立面。1949年以后的社会变迁,对固守传统商业思维的汪德溥造成巨大挑战,对比他在经营、生活、交际、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可以管窥徽州商帮走向消亡的具体过程。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基于性别不平等视角的认识

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是在中国农村普婚制社会下长期存在的现象。文章利用全国性的专项调查、主流媒体报道和实地调查数据,从婚姻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视角来研究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困境。宏观数据分析显示,用性别结构失衡来解释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剥夺显得原发性因果关系不强和实证性不足,而简单地以贫困概括农村大龄男性婚姻困境的主因并没有充分考虑婚姻的本质和功能。基于性别不平等的理论视角和实证研究,认为婚姻市场上性别不平等对贫困男性婚姻困境的影响远比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要,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困境具有独立于个体内因的社会经济结构性的成因。     

中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使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14年中国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数据(CLHLS),将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剖析中国失能老年人群对长期照护服务使用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安德森模型中的3类变量中只有使能因素和需求因素对服务的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前倾因素则不显著.据此,文章得出与前人研究不同的结论: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境和文化背景下,老人对于长期照护服务的使用更多的是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即便个人有使用某种健康服务的特征和倾向,但仍受制于政策环境、个人与家庭能力以及健康状况等能力和需求要素.此外,文章引入家庭照料者意愿这一变量,对安德森模型进行本土化改造的探索,并对服务需求评估工具、家庭发展能力和社区服务未来走向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尤其是基层政府信任，历来是直接关乎民生、关乎社会和谐的重要砝码。本文利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和复旦大学“现代社会信任模式与机制研究”课题组的合作调查数据，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从信任观、威权观和法治意识三个方面考察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这三种观念对农民的政府信任都具有显著影响。具体的研究结论为：持有“家本位-特殊信任”取向而较少一般信任观的人具有较低的基层政府信任；作为中国农民心灵深处的威权依附文化，对维持和提升基层政府信任起着强力增进作用；随市场推进而逐步形成的农民法治意识已经实际影响着基层政府信任，它将成为国家建设、重塑政府信任必须认真考虑的文化因素。     

宗教行动、价值与社会整合——基于宗教社会学的“田野”调查

宗教社会学的两大理论传统分别是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制度范式和以韦伯为代表的诠释学范式。在这两种理论取向的导引下,又分别发展出了世俗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但无论在哪种理论中,作为文化语境和社会结构中的宗教信仰"行动者"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作为信仰的主体和实体,宗教信仰者总是受到已有文化、权力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出于对社会关系的建构需要以及多重权威认同取向而采取相应的宗教信仰行动。而群体的信仰行动会直接导致一种规范和价值体系的生成,进而导致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如果这种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与社会一般性规范和秩序相适应则会产生新的社会整合,否则,则只能作为一种社会团结方式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