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公孙龙子研究

钱穆先生(1895—1990)在20世纪30年代对公孙龙子其人其学作过具体深入的研究。他认同胡适关于公孙龙子生平事迹的判定,并补充了翔实的考证;同时吸纳前说,对《公孙龙子》一书加以新的系统的解读。他认为,公孙龙子阐述的是表达主观意识的“意名”,并非与客观存在对应的“实名”;是一种感觉认识,并非逻辑理性。这些学术成果在名学研究史上不能忽略,在当代依然有哲学认识的意义。     

推陈出新与守先待后——从朱熹研究论余英时的儒学观

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在学界影响颇巨。此书与钱穆的《朱子新学案》内容迥异,但两书所呈现的儒学观却一脉相承。余著对钱著的修正,是余英时对钱穆所秉持的儒学观的进一步证实。在这个一脉相承的儒学观中,余英时在史实的层次上是推陈出新,在信仰的层次上则是守先待后。     

钱穆的中西文化差异观

钱穆先生在其众多的著作和论文里,论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他从中西不同的民族性格、经济特征、宗教、科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阐述了中西不同的自然环境、经济特征是产生中西不同的文化特征的主要原因.     

钱穆文学美学思想论析

钱穆的文学研究不仅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审美特色和文化内涵,而且深入经、史、子、集各部探究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通过对中西文学的比较阐发出中国文学“情当境而发,意内涵成体”的审美精神。     

3．“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无锡举行

2005年是钱穆先生诞辰110周年，10月20日至22日，由江南大学和无锡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在钱穆的故乡——无锡市召开。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国内举办尚属首次。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等40多所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媒体的近8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钱穆若干历史观点商榷

钱穆认为中国秦代以来的古代社会在政治上实行的是虚君制或者是君主立宪制,丞相是副皇帝,御史大夫代表丞相管理和监察着皇帝。钱穆从推理及皇家片面记述文字来否认秦代以来的古代社会是君主专制社会、秦代以来的政治是专制政治。他的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不论从政治权力的实际运行和制度的设计来看,还是从社会观念来看,钱穆的观点都与秦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实际不相符合。黄宗羲、顾炎武、梁启超、谭嗣同、鲁迅,以及陈独秀等前代史学家、思想家所作出的中国中古社会是专制社会的历史定论,没有理由进行翻案。     

学术与世变:20世纪上半期清学史论述的形成与演变

基于不同时代的现实关怀,20世纪上半期的清学史论述亦形成各具特色的研究范式:清末章太炎和刘师培分别以汉代和明代两种汉人统治下发展出的学术形态为标准讨论清代学术,以彰显其在异族统治下的畸形发展,具有明显的反满革命色彩。民国时钱穆又将这一研究取向发展为从宋学角度考察清代学术,进而发展为余英时从儒学发展史角度讨论清代学术。同样,清末梁启超以西学为背景考察清代学术的研究取向,民国时也因学习西方民主、科学的时代要求,或发掘其科学精神,或强调其思想启蒙意义。     

论钱穆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

钱穆一生的学问宗主,是民族、历史、文化三位一体的“大文化史观”.其治学的基本立场,决定了他对祖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温情与敬意”.钱穆毕生坚持的治学路径是史学的,而非哲学的.这与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认知与评价有关.钱穆治学的逻辑方法,是“推寻与会通”.所谓“推寻”,就是寻求新知,发现问题;所谓“会通”,就是贯通事理,解答问题.钱穆探寻学问的重心,不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前进的趋向,而是“人生的内在面”,也就是余英时说的为中国人招“魂”.钱穆一向认为,学问关键处是“察”历史之“变”.他反复告诫学生,要区别大变与小变,善于从历史进程各时期的变动中,寻求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从“变”中看传统、精神、力量、生命、个性.钱穆曾多次对学生论及专业训练的“出入”、“功力与智慧”问题.他认为,这里面既包含了古人的治学经验,更是自己的“做学问的方法论”.其要点是“治学当就自己性近,又须识得学术门路”.总之,概括钱穆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就是“探人生文化真谛,为千年故国招魂”.     

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钱穆、余英时以史学立场为学术路向论述儒学,他们不仅推崇宋明理学,而且对于清代“道问学”精神评价甚高,并指出宋明与清代之间存在学术渊源。这与现代新儒家独尊宋明理学,语垢清代学术的哲学立场不无抵牾。然而,就其复兴儒学和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他们仍然相互同情,心有戚戚焉。因此,钱、余与现代新儒家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被视为20世纪复兴儒学这一学术思潮的新儒家。     

“近己则俗变相类”：钱穆与近世儒家传统

在近世趋于平铺散漫的社会结构中，宋儒藉宋学重建社会政治中心，在君臣、官民之间沟通整合，教化提升，于国史变迁中推演出立国规模的新气象。这一脉络对于我们理解近世精神传统十分关键。宋儒活跃其间的近世社会，体现出与中古门第传统颇为不同的平民自由气质，门第与平民之嬗变也具现于近世思想文化竞争中。宋儒生发之道统论，显示社会下层渐转超政治上层，萃成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核心精神，即政学相维与士统重建。钱穆主张“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建立近世传统与现代中国的有机联系，因此仍是一个有待探索的时代新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