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牟宗三、钱穆对朱熹仁学的不同诠释

与冯友兰的朱熹哲学研究不同,唐君毅、牟宗三、钱穆较为重视朱熹仁学。他们围绕着朱熹所谓"天地以生物为心"、"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以及朱熹仁学与二程、杨时、谢良佐仁学之间关系展开深入的讨论,提出了各自不同观点。尤其是,他们对于朱熹仁学的研究,与对朱熹理气心性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把朱熹仁学当作朱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丰富了朱熹哲学的内涵,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再思张君劢、钱穆之争:文明与宪制之辩

张君劢、钱穆两先生均为现代新儒学之重要人物,然其为学路径不同,故对中国传统政治之性质、对儒家义理转生现代政制之前景,持有大体相反的看法,而发生或隐或显之争论。张君劢认为,构建现代中国之良好政制之路是自移植西方民主,钱穆先生则以为可在儒家文明内部转生创发。由此,两人对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方案也持完全不同的看法:钱穆支持,而张君劢反对。此一分歧实贯穿19世纪末以来之现代儒学发展,今日则展开为港台儒学与大陆新兴政治儒学之争。     

傅斯年、钱穆的屈原研究浅论

傅斯年、钱穆二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的著名人物。他们作为新旧文化激荡时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整体性的关照之外,还对于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所探讨,关于屈原的研究便是一例。傅斯年主要从文学演进的思路去研究屈原的历史地位;钱穆除了对屈原进行评价之外,还详细考证了一些相关史迹。     

缘悭一面的两位浙大先贤:夏承焘与钱穆——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线索

文章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线索,考察了夏承焘眼中的钱穆在学术界崛起到闻名的影响,分析了两位学者与浙江大学的渊源以及和《思想与时代》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现代学术生态中学人与大学、学术与媒体等多方面的互动及钱穆学术转变的历程。     

钱穆的读书之法

人的天赋，条件不同，选择的读书方法也不同。这里介绍的钱穆先生的读书方法可能不适合你，但肯定能给你启迪。特别是他孜孜以求、坚持不懈的精神．更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人何以终结——试析当代西方文论中传统文化思维模式的因袭

20世纪西方思想，尤其是后现代理论，有一个很突出的内容，就是宣扬人的终结。根据钱穆先生在《晚学盲言》中对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异同，尤其是关于“人”的观念的差异做了深入的研究，指出后现代关于人的终结的讨论，并不像其标榜的那样，是一个当代事件，具有颠覆性的革新意义，相反，它是西方传统文化思维的一个现代变体，是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克己与主敬:朱子晚年的工夫抉择

朱子晚年工夫论的转变问题,是朱子哲学思想讨论中的重大问题之一。钱穆先生倡说朱子晚年"以克己代敬",此说法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由于在语录之外没有参考同时期的书信材料,对于克己与敬在工夫原理上也缺乏全面和细致的分析,钱穆先生此说实不能完全成立。朱子62岁以后仍以敬为圣门第一义,以主敬穷理教人。克己分为压制私欲和除尽私欲两种,但都不能完全替代"敬"在整个工夫规模中的地位和作用。若说强调克己是工夫重心的调整,其实这种"调整"仍然可以在"主敬、致知、力行"三者关系中得到理解。敬恕虽偏向静重持守,但不能简单地以此为缺陷,收敛贞藏实为至明至健之根基。晚年愈加强调克己,是朱子不满守成、要求进取的表现,也可以理解为是持敬之效。可见,朱子晚年不存在工夫论的重大转变,只有工夫的深入、圆成,体现出了朱子思想的深邃与活力。     

对钱穆《师友杂忆》一则重要记述的补正——兼及朱怀天生平事迹考辨

钱穆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国学大师之一。他晚年定居台湾,在记忆衰退,又无大量文献可供稽考的情况下,耄耋之年写作回忆录——《师友杂忆》,因此记述难免出现偏差。但瑕不掩瑜,此书仍旧是一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实录,有着它书所无法替代的研究价值。文章主要利用1921年7月印行的《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与《师友杂忆》比较参证,逐次辨析朱怀天生平事迹,去伪存真,增补缺失,力图完整展现钱穆与朱怀天交往的全过程。[1]     

钱穆“心”论探析

"心"是钱穆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钱穆从心与身、心与灵魂、心与物、人心与他心、古人心与今人心等多层次、多角度对心体重新进行了培育与疏释。他从"心"出发,剖析人生、生死、魂灵、性命、意义诸问题,用浅近易懂的语言和通透而不失坚实的论述重新立"心",并追问"心"之境界。     

名家的书房

大师钱穆和他的“素书楼”在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校园的西南角，有一处幽静的院落，里面有一栋二层小楼，这里就是钱穆生前居所——素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