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对《明儒学案》评价之转变

钱穆起初对《明儒学案》评价较高,直到讲授《中国史学名著》时仍对《明儒学案》推崇备至。而从1971年3月之后的一些著述中可看出,钱穆逐渐不同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的一些观点,批评其"门户之见",论明代学者时亦举出《明儒学案》所未收之材料进行分析。钱穆对《明儒学案》评价的转变,与其学术思想从"阳明学"到"朱子学"的转向密切相关。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反对清末以来一些“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把自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自我菲薄,把中国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在考察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道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或吸取西方的科学。     

钱穆考论古史地理研究方法得失论衡——以《周初地理考》的研究方法为中心

钱穆考论古史地理,并不单纯考证地名、地理,他的古史地理研究不属于传统的"地名簿记之学",而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典范。他在《周初地理考》一文中提出周人由山西往陕西迁徙、发展的看法,成为研究周初发展的重要一说。该文运用一些研究古史地理的方法,包括地名研究法,地名迁移,"人以地名,非地以人名";地望研究法,考论古史地望、人事要结合当时历史条件,以诗释史,运用声韵学等。虽自圆其说,但在研究方法、阐释文献、处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等方面都有不足,如:在研究方法上犯了"征之于古迹""求之于音似"两大毛病;在处理神话方面,把神话人物当作历史人物,没有运用考古资料。这些限制了该文的学术成就。     

反腐败如何防止钱穆制度陷阱

中国社会存在钱穆制度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诚信的缺失。本文从反腐败的层面，提出了防止钱穆制度陷阱的两大措施：一是从长期来看，需要加强文化建设；二是从短期来看，需要注重制度建设．     

文化的三阶层——论钱穆的“文化构成”说

在钱穆看来,文化即人生。人生必须面对＂物世界＂＂人世界＂和＂心世界＂,相应地,文化则是物质的、集体的和精神的三部门之融合体。作为其文化学理论的基础内核,＂文化三阶层＂理论从人类生活、文化要素及人文演进3个层面展现了文化的立体性。对于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而言,＂文化三阶层＂理论启示我们要注重文化体系各部门配搭的协调发展,尤其是要重视发挥道德的引领作用。同时,也要重建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     

民国学人梁启超和钱穆笔下的曾国藩形象异同

作为晚清的一位重要人物,曾国藩受到了民国学人广泛的关注。其中,梁启超和钱穆是值得注意的两位。他们二人都认为曾国藩是近代一位学问精深且躬行实践的人物。但关于曾氏的学问渊源、为学取向以及古文成就,彼此意见多有不同。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极尽正面,这与他一生敬重曾氏密切相关。钱穆因其本人的民族观念、当时的国难背景、考据学风以及"曾国藩热"而对曾氏的态度较为复杂:既钦佩曾国藩的学问造诣又批评其忘却"民族大义"。这些不同反映出民国学人对曾国藩的观感与其本人所处之时代及所持之观念有着极大的关联,值得重视。     

钱穆孔子与《周易》关系说考辨

中国学者中最早系统论证孔子与《周易》无涉的当为钱穆。在此之前,日本学者本田成之已有此说。因此,不能说这一 著名的疑古论点没有日本汉学的影响。从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的记载来看,否定孔子与《周易》经、传有关,显然是不能成立 的。     

"管锥"之功与会通的"钱串"--会通效应通论之三

以"管锥"之功求打通,钱锺书是其代表.他的学术方式是见微知著,以微引博,强调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是一种共时性的横通,他的打通的意义在于融通更深广的人类心智和文化,不在于把学术变成一个体系,而在于把学术变成一个过程.钱穆以"钱串"之喻说会通,主张以纲要将杂乱零碎的材料贯通之,贯通的生命和灵魂则是材料背后隐含的文化.如此追求决定了他大处着眼,时空上纵横贯通的学术模样.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特论陈澧之原因析论

陈澧作为一个讲学著述终老的普通经生,在学术史上并没有像康有为等人能在晚清思想界留有重要轨迹,而钱穆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陈澧单列一章,并且致以＂拳拳向往之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于陈澧所处的时代与钱穆相似,即他们都处于学风转变的特殊时代;另一方面是缘于钱穆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因陈澧对于新学风的提倡而颇合钱穆＂求人才,转世运＂的殷切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