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灌输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关于灌输的思想具有深厚的辩证法底蕴。灌输概念蕴涵着需与输的辩证统一。灌输过程包含着他人灌输和自我灌输的辩证统一。灌输本质内含着主体性和客体性的辩证统一。深刻认识灌输的辩证法,有助于厘清对灌输教育的偏颇认识,走出灌输教育的误区,正确发挥灌输教育的作用。     

郭沫若旧体诗词楹联注释的再商榷

最近,我在《求索》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和《湖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就有些注家对郭沫若旧体诗词和楹联的注释,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近日读《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的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疑点,兹提出质疑,望编注诸家和读者不吝赐教。一、说“商盘”抗日战争期间,沈钧儒和郭沫若同在国统区中心,他们时相过从,情深谊笃。沈钧儒爱石,“凡游迹所至,必拾取一二小石归,以为纪念”。侯外庐曾榜其斋曰:“与石居”。郭沫若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七日亦填《水龙吟》词以赞。词上阙开头一二句是:“商盘孔鼎无存,禹碑本是升庵造。”(《蜩螗集》) 所谓“商盘孔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的注释是:“商盘,殷代的青铜器,一般铸造精美,刻有铭文。孔鼎,指卫孔悝鼎,《礼·祭统》载有此鼎铭。”这里对“孔     

由技能为本走向生命发展——从人的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未来职业教育的创新趋势

"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要求我们对职业教育的内涵作出新的阐释。以此为基础,可将未来职业教育的创新趋势全面纳入人的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中,提出未来职业教育创新趋势的个人建构,即以个体生命的发展为出发点,通过职业教育赋予受教育者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和能力,提升其生命质量和人生境界。     

关于郭沫若著作编注的一个问题

郭沫若一生著述等身,他的著作在他生前和去世后,已有各种文集、专集出版,也有一些作品迄今尚未编入集子,他的己编入集子的著作或未入集的佚文,绝大多数都可以肯定是他亲笔所作,但是,由于某些客观的原因,其中个别作品也存在着一些复杂的情况:如有的文章是化名或托名别人写的;有的实际是他与他夫人合作的成果,为了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我认为在编辑郭沫若专集、全集时,编辑者有必要将实际情况注明。     

马克思恩格斯的初次会见

1842年10月15日马克思就任《莱茵报》主编。新主编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干扰:一方面是总督冯·沙培尔在时刻监视着报纸的动向,不断向柏林报告报纸“变得越来越恶劣,越来越敌视政府”;另一方面则是“自由人”团体。这是一伙青年黑格尔派,他们之中有布鲁诺·鲍威尔、埃德加·鲍威尔、布尔、梅因·施蒂纳等等,这些人都是马克思的熟人,是《莱茵报》的经常撰稿人。但是,他们那种政治浪漫主义,那种恃才傲物的气势和狂妄的自我吹嘘,招致了马克思的反感。马克思以严肃的政治斗争的责任感,坚持捍卫《莱茵报》的民主主义路线,坚持哲学与现实生活的结合。而“自由     

与时俱进与党的思想路线

与时俱进思想的提出是江泽民同志对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新贡献。与时俱进与党的思想路线有着紧密关系,与时俱进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涵之一,要真正实现党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弘扬与时俱进精神,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任务,全党同志更应当自觉地保持与时俱进精神,创造性地实践党的思想路线。     

关于《三个叛逆的女性》的评价问题

一九二三年四月,郭沫若发表了历史剧《卓文君》,翌年二月,他的史剧《王昭君》又被刊出。一九二五年六月,他又作了两幕史剧《聂》,并于同年九月出版。一九二六年三月,作者将这三个历史剧合编为《三个叛逆的女性》出版。 《三个叛逆的女性》从它问世以来,人们的看法就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例如一九二三年浙江绍兴女子师范学校上演《卓文君》时,“竟闹起了很大的风潮。”“县议会的议员老爷们,借口剧中相如唱的歌词是男先生唱的……以为大伤风化,竟要开除校长。”     

高校多媒体教学现状分析及改进策略

多媒体教学在高校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了南京邮电大学不同课程应用多媒体教学的实际状况及存在的弊端,提出应在认清多媒体教学的作用、优点和相应缺陷的基础上,立足于学生认知规律,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不同形式或不同比例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以达到科学高效的教学效果。     

鲁迅与现代人格的构建

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在中国从封建时代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注重现代人格的构建,把科学、民主、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思想作为中国人格重构的要素。对中国现代人格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