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1866年国家农民改革法令论析

国家农民是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中三类主要农民之一,与皇室农民和地主农民的主要区别是拥有人身权.1866年国家农民改革是1861年农民改革的延续和扩展,是将1861年2月19日法令推行到国家农村的具体实践.国家农民改革法令的出台并不顺利,是各派考量地主农民改革经验和国家农民现实后做出的稳妥选择.改革法令推行使国家农民土地保障程度降低而赋役负担依旧,改革前拥有人身权的相对优势没能扭转改革后与地主农民同样的命运.从国家农民改革的目标、改革法令的拟定、法令规定与法令落实等维度来看,这一结果在所难免.     

论农民的地权意识与公共治理 ——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珠三角地区农民的地权意识发生了重要演变,集体所有制中的"公有制"变为"共有制",作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也因此演变为土地财产,变成了村社集体所有农户利益的集合.地权意识的强化使得土地利益分配固化,导致物业普遍过剩且改造困难,无法适应新一轮的产业升级需求,而且阻碍了公共项目的落地实施,进而影响地区公共利益,形成地区发展低水平的均衡.村民巨大的分红诉求不断被挤压用于公共治理的村社集体资源,甚至形成与国家对抗的强大集体行动能力,国家与村级公共治理能力双重弱化.     

农村、农民志愿服务队伍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调研--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视角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通过对试点县市的调研、深度访谈、座谈和问卷分析,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应是农村群众的困难和需求;农民高度认可志愿服务并表现出较高的参与意愿;村"两委"是打造农村、农民志愿服务队伍的核心因素,也是志愿服务组织介入的有效"介绍人";针对农村现有志愿服务队伍存在的不足,志愿服务城乡统筹发展势在必行。因此,农村、农民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可以从两个维度推动:一是外引内培,探索建立志愿服务城乡统筹发展机制;二是发挥村"两委"核心作用,建设以农民志愿服务队伍为主、外来志愿服务组织为辅的农村志愿服务队伍体系,加大对农民志愿者的培训,不断提高村民对志愿服务的认识,推动农村志愿服务专业化和可持续发展。     

人工智能体刑法地位的教义学反思

随着智慧社会的到来，人工智能体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智能水平不断提升，与之相关的犯罪问题逐渐走向理论和实践的焦点。人工智能体冲击着刑法教义学主体和客体相区分的二元结构，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探讨人工智能体的刑法地位应当改变混同分析主体性和能力性的思路，区分不法和责任两个层面进行研究。应基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明确现阶段人工智能体仍然属于弱人工智能，因此其无法成为犯罪人或被害人，也无法具备责任能力或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人工智能体日益可能成为犯罪对象，与之相关的自然人和法人犯罪也应当受到重视。探讨人工智能相关的刑法问题应当立足于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与理论范式。     

河北省省级贫困县农村居民移居城市意愿研究——基于邯郸市广平县的调查分析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飞速，农民工源源不断涌入城市，长期以来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农民移居城市意愿在京津冀一体化和推进城镇化背景下呈何状态、有何变化？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分析问卷数据，分析移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变化，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主体性视域下高校辅导员专业发展的本质意蕴

辅导员专业发展的实质是真正将“辅导员”视为发展的目的,不断丰富其社会关系、增强其能力、提升其素质、促进其个性发展。可以从“主体层次”视角考察辅导员专业发展的内涵,关照经验主体、认知主体、价值主体、审美主体等不同主体层次,实现其由经验型向研究型再向学术型最后向专家型辅导员的转型发展和阶段提高。促成不同主体层次发展的关键是唤醒“辅导员”作为自身发展主人的主体性,激发其从“要我发展”转向“我要发展”的主动诉求,实现由“自在式”专业发展向“自为式”专业发展的内在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