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创新"教育:现状、要求与路径 ——以理工科类大学生为视角

"负责任创新"是近年来欧美国家提出的一种新发展理念,对促进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工科类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技术创新的生力军,亟待加强"负责任创新"教育.为此,从社会整体发展、社会创新主体、创新教育范式、受教育对象成长四个层面回应"负责任创新"教育的现实诉求,遵循"负责任创新"的"预测—反思—协商—反馈"的代表性理论框架来设计"负责任创新"教育的基本要求,最终从从业认证、课程协同、意识培育、文化营造等维度构建具有相对统一价值追求和实践规范的新型创新教育范式,为我国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提供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新路径,增强高水平创新人才储备.     

从敦煌文书看唐代人生目标定格的心理教育

敦煌文书中,有诸多唐代人对满月时的孩子,以及对婚礼上新郎和新娘的颂愿文.孩子满月宴和婚礼宴上,要请"文朗"等人诵读"愿"文.满月时,颂愿男孩:身体健壮,智慧、孝友、忠良,向善、从善、积善,结交不凡之人,心境逍遥,严于修身,学富报国,维护正义,光耀家门.颂愿女孩:贤淑端庄,秀丽守贞,明理聪慧,心善身修,断疑除惑.也告诉家庭:孩子是"仙"降人间,父母宜承恩善养,以报天恩.婚礼上,颂愿婚姻:从结婚开始,男女双方彼此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是家族成员的一分子,共同的责任是生儿育女,共荣共升,双方要束然少年之气.颂愿新郎:潜心家业和事业.颂愿新娘:妥当安排家中之事,相夫教子.这些愿文内容实质上是唐代丝绸之路河西段特殊的社会家庭中,人生目标的定格心理教育,对当时该地区乃至整个大唐和谐与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有一定的铸造之功.     

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数字孪生的哲学审视

数字孪生是近年来从概念提出到实践应用快速发展的新兴信息技术,在实现物理世界与虚拟信息世界实时互动沟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在智能制造等领域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然而,数字孪生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将深刻变革世界,也必将深远塑造人本身,亟需在哲学层面对其本质、优势及其局限性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数字孪生是有"限定"的实在和人类意志的外化,是主体认识世界的思维和实践工具;数字孪生在提升人的认知能力、应对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以及扩展人类经验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同时,数字孪生技术在其思维模式、具有强计算主义倾向以及可能形成数字"座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迷思与反思:计算广告学的演进逻辑与现实判断

计算广告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一直秉承着技术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双重推动,相对传统广告,它正经历模型的三维到一维、目的的品牌到直接市场、生态的直线到多方平台等全方位颠覆。然而,计算广告学的研究却相对滞后。数据、决策和创意是计算广告实现的思维力、统筹力和创新力,也是计算广告学构建的三种知识能力。计算广告学的外部知识供给已成熟,内部知识孵化渐成体系,回应了其学科属性。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计算广告学在现实发展中面临着技术迷思带来的工具理性放大而导致价值理性缺失等问题,需要承担其经济属性与意识形态性双重责任。同时,基于对计算广告学的反思,分析了其学科定位、人才培养的框架设置及未来发展的整合模型,以期推动计算广告学研究的良性有序发展。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谫论——以上海大学为例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瞿秋白等充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领袖在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上的先进经验。在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通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利用高校优势，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上海大学的学校建设之中，逐步形成、联通和强化了党在高校、学生社团、工人群众中的领导力，构建了“以理服人——以理塑人——以人传理”的良性循环，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党领导下经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进步学生向工人群体传播的渠道，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     

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

信息社会的本质是能够产生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信息流是解构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关键,也是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产生的直接动力.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主流构造分别以信息自决、隐私和人格权益为基础,其中,国家利益成为个人信息法律关系构造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三种构造模式分别体现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由于利益平衡体现出的幸存者偏差效应,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以主体场域信息自治为中心,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     

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时变特征研究——基于SUR和TVPSS模型的实证检验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文章利用中国1998—2017年的年度数据,构建似不相关回归模型从金融结构规模、效率及深化的角度分析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建立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描绘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动态冲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结构规模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效率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深化降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规模、金融结构效率及金融结构深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冲击均呈现出时变特征;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滞后于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冲击波幅呈现出前期波动大、后期较为平缓的状态,部分金融结构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动态冲击呈现出"长尾"现象.当前的中国金融结构已经不适合当前的产业结构,需调整金融结构,以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和高级化水平.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

对2007-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出口效率.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效率有一定的提高,但存在整体效率不高、效率差距大、增长幅度小的特征.引起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非效率"的主要因素有进口国的班轮运输指数、货币自由度、政治稳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等.研究结论对于中国优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