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创新"教育:现状、要求与路径 ——以理工科类大学生为视角

"负责任创新"是近年来欧美国家提出的一种新发展理念,对促进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工科类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技术创新的生力军,亟待加强"负责任创新"教育.为此,从社会整体发展、社会创新主体、创新教育范式、受教育对象成长四个层面回应"负责任创新"教育的现实诉求,遵循"负责任创新"的"预测—反思—协商—反馈"的代表性理论框架来设计"负责任创新"教育的基本要求,最终从从业认证、课程协同、意识培育、文化营造等维度构建具有相对统一价值追求和实践规范的新型创新教育范式,为我国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提供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新路径,增强高水平创新人才储备.     

教育学科范式探析——以教育人类学为视角

传统教育理论经历了哲学、心理学以及相关社会科学为基础的学科范式演变,面临着学科范式危机和理论困境.教育人类学使教育理论的逻辑起点回到了"人",确立了人的可教育性与社会文化适应性这对基本范畴,推崇和运用贴近教育生活世界的教育叙事法,致力于建构具有原创性、内生性、独立性的教育理论和研究方法体系,实现从传统教育理论的解释、服务甚至迎合功能向现代教育理论的批评、创新功能转变,为教育理论建构与教育学科发展提供新的范式.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原理的创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理论中被抽象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和功能的"生命线"原理,主要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实践活动在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个体发展中所具有的"首位"地位、"引领""凝聚"作用和"保证"功能.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等理论是它的哲学依据.新时代它在以创新理论强化"引领",以核心价值强化"凝聚",以制度创新强化"保证"3方面得到了创新性发展,伴随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不懈实践探索和理论升华,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创新的渊薮和契机.     

我国量子科技产业的"负责任创新"

随着国内外"负责任创新"理念的兴起,如何"负责任"地思考作为当下最迅猛发展的前沿量子科技产业创新过程中的相关风险,进而理清我国量子科技领域行之有效的负责任创新思路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当下量子科技产业的"负责任创新"的思考不仅需要结合我国的社会、政策、文化、教育、军事和科技领域布局等诸多具体情况,合理前瞻性的做出政策引导和政策制定,更需在量子科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的管理,合理的伦理设计,和多元主体的参与等方面给予重视.     

共享经济:范式革命与中国叙事

共享经济在理论范式上给传统社会科学理论带来了结构性的冲击,相当程度上颠覆了"看不见的手""保卫社会""搭便车理论""大小政府"等西方经济学理论、公共管理理论、社会学理论的经典命题,需要从范式革命高度审视理论创新的迫切性。中国经济特别是互联网促动的共享经济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性创新,以共享契机推动数字中国建设与产业机构调整,将开辟社会文化体系建设与新型国家规制体系与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新图景,并有助于发展中国主导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为构建中国主导的新世界体系与全球话语发挥至关重要的支撑价值。     

新时代高校青年志愿服务的"四维向度"

伴随着志愿服务事业的蓬勃发展,高校青年志愿者主动担当、真诚奉献、不辞辛劳的身影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在经历快速发展阶段之后,高校青年志愿服务面临诸多新机遇与新挑战,从"价值—实践""组织—运行""联动—传播"和"评价—反馈"四个维度系统总结经验做法,提出高校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的实践路径,重构高校青年志愿服务新常态.     

宗教研究的"科学范式"与"信教"行为的经验研究——以两个"信众群体"为个案

宗教的"科学研究范式",是近一、二十年以来兴起于美国并为世界宗教学界所瞩目的新的研究范式.该范式由一整套容纳了不同理论立场的技术与方法体系所组成,其特点是从实证出发,运用分析与归纳的方法解释宗教现象以及宗教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目前,我国学界对宗教的研究大多还在沿用旧有的"人文研究范式",虽然近年来不乏有学者尝试新范式的研究,但成果相对甚少.本文尝试运用该范式的宗教市场及相关理论验证和解释个案研究的共性问题,同时,通过对中国两个"信众群体" "信教行为"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委身强度的相关性理论" 研究,尝试与大样本量研究所形成的"宗教科学研究范式"理论对话,探讨和反思这种研究范式对中国宗教研究的有效性及个案研究与普遍性探求之间的关系.     

论责任伦理的价值——基于新公共服务范式对自由裁量权规制理路的解读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对公共行政现代性的追寻,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价值及其限度日益凸显.20世纪末,西方的新公共服务等理论范式对伦理价值的关注,无疑是解决此问题的一盏指路明灯.在制度之外辅以一种建基于内在道德信念的自我约束机制--责任伦理,契合了公共行政道德化趋向.责任伦理作为行政自由裁量权价值生成与公正运用的基本前提与保障,可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以一种符合民主、公正要求的负责任的方式行使.     

习近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重要论述的思想精髓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办学方向问题,立足于新的时代特点,站在党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明确强调教育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什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怎样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问题,给予有力回答,提出了坚持教育"四为服务"等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这些具有原创价值的新观点,直面新时代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试论我国教育范式的转变

一场实质性的教育改革,包括社会文化价值、教育体制机制的整体性转型,即教育范式的转变.它是以理论创新、文化更新为先导的.为此,需要深入的社会动员和广泛的公众参与,凝聚改革共识,探索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知识生产和社会创新的新特征,重视自下而上、在基层发生的“静悄悄的革命”.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需要进一步落实和放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新机制,通过改善政府治理,简政放权,激励地方和基层创新,培育学习型个人和学习型组织,形成上下结合、多方合力的新局面,推动教育范式的整体改变.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悖论与整合:《北京人》中的"反传统"与"传统"

《北京人》在曹禺的创作中具有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隐含了作家以后创作的基本走向,曹禺此后的创作都可以在《北京人》中找到前兆性的趋势。它既是作家创作危机的一种表现,同时又是对其审美转向的一种预言。作家一方面在作品中高扬着反传统的旗帜,另一方面又对体现着传统美德的愫方赞美有加;一方面向往着北京人那种"敢爱敢恨"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被"为着自己受苦,留给别人一点快乐"的人生哲学深深地吸引。作家不知不觉间陷入了悖论之中。这一悖论是由作家灵魂深处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所决定的,它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作家在以寓言的方式宣告了传统的士大夫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败命运的同时,也在优美地向过去的"反传统"事业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