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法制应对

气候变化潜藏各种风险,气候治理目标的顺利实现需要各国协同推进。但是,由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发展的渐进性、致害的长期性等特点,加上气候变化风险的全球性,各国在风险认知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和冲突,使得全球气候治理举步维艰。国际社会应当推动气候治理多元主体的价值观念融合,强化共识、弥合差异,在此基础上采取协同治理的举措。中国在进一步的气候治理行动中,应当坚持风险预防原则,着力化解制度风险,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气候治理体系。     

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思考

目前，我国在页岩气开发的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大量的法律空白，往往只能参照环境保护法和矿产资源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规制，无法有效解决页岩气开发暴露出来的环境问题。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核心目的就是解决当前页岩气开发中的环境风险，促进页岩气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实现能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在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方面，英美两国已经探索出一些经验和制度。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努力改进和完善我国应对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对实现我国页岩气开采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的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公路工程承保风险的分析

在公路工程承包中，风险和利润是并存的，承包商在投标和经营的过程中，善于分析风险因素，正确风险大小，认真研究风险防范措施，把风险造成的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     

关于举办“‘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研讨会”的启事

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迈入"十四五"时期。该时期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但与此同时也将面临着更复杂的发展环境和更严峻的风险挑战。鉴于此,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主办,管理世界杂志社支持的"‘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研讨会"定于2020年6月在南开大学召开,旨在对"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新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促进中国特色经济学发展,深化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解释力与指导力,服务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防控

我国新常态时期的经济发展,承担着有效化解长期粗放发展中积累的矛盾与风险以及保证经济提质增效稳定发展的双重任务。但从目前整个经济发展态势看,因受众多因素制约,老问题还没得到有效解决,新问题又不断出现,如发展速度下滑较快、人民币汇率走势不稳、城镇化盲目扩张形成多种矛盾等。这对新常态时期"发展与调整"双重任务的实施,既形成制约,又带来新的风险。对此,需要采取诸如夯实推动发展的动力基础、打造稳健的金融市场、继续加大对"短板"的扶持力度、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平台等措施,着力防控和化解各种风险,促进新常态下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     

ACCUMULATOR的风险定量问题研究

以深南电与国际投行对赌原油价格的ACCUMULATOR合约为典型案例,通过对此复杂的结构期权重新进行分解和组合,构造出能用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计算的新期权组合,并具体给出ACCUMULATOR的一种风险定量计算方法。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财政稳定性影响的定量解析

人口老龄化将是我国人口结构的一个长期特征。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会逐步导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与老化,抑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社会产出的减少,减少政府税源。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会持续增加我国政府在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方面的支出责任。人口老龄化会对我国政府所拥有的公共资源和支出义务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带来财政风险。本文在确定人口老龄化与我国财政风险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提出调整人口政策、多元化老年社会服务体系等措施,以积极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财政风险。     

考虑零售商质量控制和风险规避的供应链网络均衡研究

研究零售商质量控制和供应链成员风险规避背景下供应链网络均衡问题。应用条件风险值度量风险规避程度，利用变分不等式理论描绘供应链参与者的最优经济行为，设计供应链网络均衡模型，考虑风险规避和质量控制策略对均衡的影响，证明均衡解存在且唯一，并运用Levenberg-Marquardt算法求解均衡模型。最后对重要参数进行数值分析，揭示质量控制和风险规避对供应链均衡解以及参与者条件风险值的影响。研究表明：供应链参与者越规避风险越有利于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风险规避程度的加深会降低制造商或零售商自身的CVaR，同时增大对方的CVaR，对因产品合格率提高带来的利益而言，制造商所得优于零售商。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司法的风险预防功能

当下我国司法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随着以风险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性危机的到来,司法究竟如何应对已是无法绕开的话题。我国司法以平息纠纷为现实导向,以追求正义为价值目标,但是这二者都缺乏对全社会层面风险因素的考量。而司法所具备的程序正义和判决说理等特征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风险治理功能,也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基于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司法环节的风险治理功能,未来应当在运用司法政策提高法官风险预防意识,厘清法院和风险规制机关的关系,充分激励风险诉讼等方面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