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民居庭院空间的生态文化内涵

中国自古地域辽阔,但在居住形态上却都脱离不了"院"的干系,基本上皆可概括为"合院式"民居。本文以中国传统哲学为背景,在对传统民居庭院空间的生态哲理予以梳理的基础上,详细阐释了传统民居庭院空间的生态文化内涵,以期对现代庭院的研究与布局设计提供借鉴。     

天津市居住区规划的可持续战略

近期．天津市将规划“一轴、两带、三区”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一轴”是指以武清-中心城区-滨海新区为核心区的发展主轴：“两带”是指宁河-汉沽-滨海新区核心区-大港东部沿海发展带以及蓟县-宝坻-中心城区-静海西部城镇发展带：“三区”是指北部蓟县山地生态环境建设区、中部七里海-大黄堡洼湿地生态环境建设区、南部团泊洼水库-北大港水库湿地生态环境建设区。     

粮食直补政策的实践反思与展望

早在2004年,全国大部分省市就开始推行了粮食直补政策,配套的还有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等惠农政策。本文结合《南方农村报》最近展开的系列报道和笔者的调查经验首先提出了粮食直补政策在实践中出现的两个悖论,接着分析了政策质疑背后的深层内涵,论述了粮食直补政策提出时的市场背景和社会基础,认为国家实施粮食直补政策不仅仅是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考虑,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调整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其政治意涵要远大于经济考量。最后,笔者提出了针对粮食直补政策的反思性建言。     

先秦时期中国私家园林寻踪

以古代文献为基本素材,探讨了先秦时期中国私家园林出现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发现了早在奴隶制时代就已经存在的3种私家园林形式:平民园圃、贵族私园和隐逸式自然山水郊野园。按文章的研究结论,中国私家园林出现的时间将由汉代提前到商周时期。     

税改前后乡村基层组织角色与行为的变异逻辑

税费征缴年代,乡村基层组织角色与行为变异的根源在于国家汲取型体制,客观反映为乡村基层组织在压力型体制下积极行政带来的机构人员膨胀和经纪体制的复活,直接表现为乡村治理性危机的凸显。税费改革以后,精兵简政式的乡村体制改革迫使乡村基层组织成了"悬浮性政权",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乡村治理性危机,并伴随着日益严重的伦理性危机。从乡村危机演变的角度重新审视乡村基层组织角色与行为的变异逻辑及其存在价值是一个可能的理解视角。     

重读税费改革:国家、集体和农民关系的视角

税费改革及其配套的改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将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双双从村集体中释放了出来,加速瓦解了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力量和融于集体之中的村落共同体意识,促使农村基层组织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统筹领域,也使农民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合作供给,致使后税费时代的乡村社会面临着极大的治理困境.集体的渐行渐远,改变了国家与农民打交道的间接方式,而村治困境的存在亟待新"集体"的回归,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农民主位的新农村建设——从"乡村不动"说开去

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学界对此已经有诸多的讨论,也提出了不少的观点和政策建言,地方政府也在实践中开展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实验性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综观全国各地的情况来看,很多的农村地区都出现了"政府动、农民不动"的局面。政府的行动,尤其是税费改革和不断增加的     

漫谈近代以来乡村基层组织的演变逻辑

中国的近代史是充满着屈辱与抗争的历史。为了实现民族国家的崛起,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的历任执政者先后都掀起了国家政权建设的热潮。国家政权建设首先必须解决的是乡村基层组织的制度建构问题,借此保证国家能够有效地从小农经济剩余中提取国家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原始积累资本。本文对近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基层组织的特点与运作特征进行了描述性演绎,展示了乡村基层组织在不同体制环境下的生存逻辑与运作逻辑,并在本文的最后讨论了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使命与乡村基层组织的变革问题。     

乡村体制改革再审视

税费改革倒逼乡村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难以很好地解释乡村体制改革后出现的政策实践悖论.本文先后分析了乡村基层组织的性质与历史使命、后改制时代的农村政策设计逻辑,以及改制前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连接纽带,继而提出了"顺势说"的理论分析视角,认为将乡村体制改革放到国家从农业中提取显性剩余时代的终结和国家与农民关系急需改善的特定时空背景下进行理解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调适”还是“消亡”——后税费时代乡镇政权的走向探析

国家体制从汲取型向反哺型转变、税费改革、乡镇政权形象严重恶化等三大历史性时刻的交汇是乡镇体制改革得以推行的特定的时空背景.然而,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政权却在极力追求营造自我生存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改制的初衷.改制后的乡镇政权既不能在农村综合改革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不能为农民提供必需的农村公共品,也不能再有效地充当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缓冲器和安全阀作用,还空耗了国家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这就必然导致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政权在自我空间营造中走进"不成功便成仁"的新一轮改制浪潮,而"弱乡强村"的改制方向就成为一个可能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