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据统计截止2019年末,中国常驻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0%,乡村人口数量为55 162万,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 077万,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仍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农业发展问题,而且是农民福利增加和农村和谐稳定问题。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回应小农户的生产和生活需要,为留守村庄的农民提供基本的就业和收入,并逐步解决小农户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农业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与关中实践》一书在对关中平原的农业农村发展进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宏观数据分析,提出一种“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社会化服务为保障”的统分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     

现代审美观念与现代环境景观设计

通过对自然、社会的发展变化与人们生活环境和文化观念的转变分析 ,探讨了环境审美观念的转型和变化 ,总结出现代、当代环境景观设计理论与设计手法的规律性特点 ,以此来指导当代环境景观的创作与实践     

行政下乡与自治下沉：国家政权建设的新趋势

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处理好与地方自治单位的关系。现阶段行政下乡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村级组织的行政化色彩加强,成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另一方面惠农政策进村入户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增强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但是,农村基层行政效率总体不高的现象普遍存在。自治单位从行政村向自然村下沉,激活了村庄社会积累的内生性资源,使得以自然村为边界的社区社会组织兴起,为农民提供了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公共事务的空间。这意味着后税费时代国家政权建设不是要完全打碎地方自治单位使国家权力直面农民家庭,而是应重视农村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社区自治能力的提升,增强国家通过社会获得权力的能力,构建社会自治协同提升基层行政效力的体制机制,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闪婚闪离”:农村青年婚姻变革的社会基础及趋势——基于赣南Y村个案调查

一向重视婚姻家庭的赣南客家宗族性村落近十年来出现大量"闪婚"家庭。打工经济和村落惯习的互动共同形成"闪婚"的社会基础,"闪婚"重效率不重感情的市场逻辑难以保证婚姻幸福,从而导致"闪离"家庭的出现。"闪婚闪离"表现出婚姻观念自主开放、婚姻仪式简化、个人权利意识增强离婚增多、彩礼飞涨代际剥削越来越严重等现象,表明迈向核心家庭化和私人化的农村青年婚姻变革的某种趋势。     

资本下乡与农地流转秩序的再造

阐释了资本下乡从事农地规模经营的实践过程.资本下乡前:乡村形成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具有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两方面的特征;初始阶段:对乡村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形成冲击,开始重构农地流转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中期阶段:下乡资本通过与地方政府、乡村精英等多元利益主体结盟,构建复杂的庇护关系网络,掌握制度变迁的方向,从而在农地经营收益和政策补贴收益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成为形塑新地权秩序的主要变量;分化阶段:资本下乡沿着新地权秩序瓦解、地权秩序再调整和新地权秩序确立三个基本方向演化发展.研究探索和完善下乡资本与农民家庭分工合作的农地经营模式,以期引导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推动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稳步持续提升,利于留守村庄农民获得一份务农收益,减少城镇化与工业化带来的阵痛,并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提供无限可能.     

低碳经济背景下的内蒙古餐饮业发展研究

环境保护和低碳经济日益为人们所关注,餐饮业作为大众消费场所,属于高碳排放源。为了积极贯彻落实"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发展战略,低碳餐饮必将成为餐饮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本文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探讨内蒙古低碳餐饮的发展思路。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不仅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关系。     

我国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现状的反思——以河北省为例

分析了我国文化景观的保护现状和存在问题,以河北省文化景观为个案梳理了文化景观保护类别不均衡、遗产基础研究资料严重缺失、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丧失了个性和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念亟待提高等主要症结,并提出了河北省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应对策略和措施：拓展文化景观保护类别与时段,注重遗产基础资料的日常积累,积极挖掘文化景观遗产特色,建立更有效的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机制.     

农民不出"工",乡村怎么办?

一、取消两工后的乡村社会:陷入现代性旋涡中的传统本文我们要分析的"工"是指农民在税费征收年代必须要出的农村义务工与劳动积累工。农村义务工,主要用于防汛、义务植树、公路建设、修缮校舍等。按标准工日计算,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应承担五至十个义务工;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本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并主要安排在农闲时间出工。按标准工日计算.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应承担十至二十个劳动积累工。在农村施行两工制度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它在乡村社会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发挥了     

农民公平观念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关联

中国农民的公平观念既植根于延续了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又依托于存在了近百年且形式不断演变的农地制度上,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而农民公平观念与税改前后不同表现形式的乡村治理性危机也有着相当强的现实关联。坚持农民主位的研究视角,从村庄内部向外看,税费改革前出现的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积重难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治理技术创新未能有效解决"钉子户"引发的农民抗税抗费行为,使农民基于享有土地承包权利和履行税费缴纳义务二者平衡关系基础之上的公平观念遭到了致命的挑战;而税费改革后新一轮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治理性危机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禁止清缴农业税费拖欠的刚性政策再次挑战了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公平观念,客观上导致村级组织呈现出"悬浮"的状态,而普通村民则开始在更多的领域均采取不合作的行为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