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云贵高原联动与整合中商路的变迁及其影响

传统的市场联动和资源整合不仅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发生的,而且在贸易范围方面还以小区域和国内市场为主,如小区域内的集市交易和国内市场的"滇粤铜盐互易"。但是,近代的市场联动则是在市场自身的作用下形成的,是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和国内市场自身的发展所致。相对于贵州而言,由于云南具有长期与东南亚贸易往来的优越性,除了在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继续带动之外,还在近代出现了可通过新型的铁路和商埠来实行的贸易方式,以致商路的变动比贵州明显得多,对近代手工业的影响也自然更大。     

蒲黄榆的记忆

蒲黄榆是城南挺大的一个地方，是由蒲东桥、黄土坑和榆树村三个地方组成，每地各取一个字，因此叫蒲黄榆。在二环路以外，出永定门往南，到沙子口往东再有两站地，我觉得都应该算是蒲黄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南边靠三环路的地方还是很空旷的菜地，东北角和西南边有些50年代的老楼房，一条大街从东向西，街两边差不多是一片连着一片的平房，是一条挺繁华的大街。     

“欲凭文字播风潮”:南社人与上海通志馆

南社是由革命者发起组织的文学团体,他们在近代方志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上海通志馆利用社会各界的南社网络,组建志馆人事班子,从馆长到馆员都是清一色的南社成员。同时,利用南社在其他社会团体和新式媒体的影响力,为方志编纂工作提供便利,从资料收集到成果展示,广泛宣传志馆工作,将修志事业与公共空间紧密相连。     

丞相的虚实之分与太平天国的失败

太平天国的丞相官职有多种类型，大体可分为虚衔和实职两大类，各类丞相在前后期的演变情形，符合中国历代丞相制度的基本规律。以太平天国丞相官职演变为中心的考察表明：到后期太平天国的官职已丧失了其基本功能，也偏离了其设官建制的原初动机，说明了太平天国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权，还是作为一场运动的失败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两汉西北边疆移民政策比较研究

两汉在西北边疆都曾实行过军屯戍边、迁徙罪犯及家属戍边等移民政策。但不同的是:在募民方面,西汉是为拓边而募民徙边,东汉是受边疆战乱的影响将边民内迁,战乱平息后又令其返回;在处理降卒方面,西汉是在边郡置属国以处降卒,东汉是迁降卒于边郡以内;在迁徙罪犯方面,东汉为了避免边疆人口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不但将死罪囚减罪一等戍边,而且令罪犯妻子随同前往。从二者对西北边疆的治理效果来看,西汉大规模的在西北边疆实行军屯与民屯,且能保持政策的相对持久性,这对西北边疆的安定发展是必要的。     

以平台引领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创新发展

西山区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主城核心区西南区域,辖区总面积881平方公里,下辖10个街道办事处、111个社区、393个居民小组,共有党组织1557个、党员22305名。近年来,西山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化率超过70%,社会群体多样、群众需求多元、问题矛盾多发等社会治理难题也逐渐凸显,原来条块分割化、碎片化的传统党建模式已难以适应当前发展形势的要求。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拉铁摩尔理论的在华接受史——以民国报刊与文献的梳理与分析为例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世界局势风云转变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当时国内对于欧文·拉铁摩尔学术与理念的认识逐渐开始深化,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在具体的关注点上有所变化,这一过程跟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与社会思潮的变动息息相关,也反映出拉铁摩尔在与当时中国学术界互动方面的某些不足。文章通过对民国时期相关报刊与文献的梳理和分析,重建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拉铁摩尔理论在华接受史的初步框架,重新确立边疆问题在近代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解读。     

宣传战的前奏:近代日本在华报刊定期调查活动探析

出于操纵中国报纸进行宣传战的目的,日本外务省从1908年开始组织在华公使馆和领事馆全面调查各地报纸的详情。1909年外务省建立起定期调查制度,要求驻华外交机构每年按照固定的项目普查一次当地报纸的情况,在指定时间上报,并且自此每年都将各地报告汇编成集发回供修补订正。后来,外务省又将调查范围扩大至杂志、通讯社等。如此大规模定期普查连年进行,一直持续到1937年,为日本政府长期有效地实施对华宣传战奠定了基础。     

试析基督教大一统世界的建立与瓦解及其对近代自由主义的影响

中世纪的欧洲在教会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信仰一致的世界性宗教帝国，确立了其在中世纪独一无二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控制力。伴随着权力的扩大，教会日益走向世俗化。神圣的神职权力被到处乱用以谋取世俗权力和利益。教会的腐败日益严重，最终伴随着新兴民族国家的崛起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兴起而走向衰落。基督教大一统世界走向瓦解，然而他所创造的二元社会结构及其孕育的个人主义精神却不断发扬光大。近代自由主义就是在基督教的母体中孕育成长起来的。     

近代知识分子职业困境考察——以苏籍报人为中心

晚清以降,随着科举制的废除,知识分子丧失了传统仕途上的上升路径,"士—仕"的职业模式被打破。由于近代政局不稳、自身缺乏职业技能训练、倾向于体制内就业的择业观念和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近代知识分子普遍面临就业困难、职业收入较低、职业的社会和自我认同度低及职业缺乏稳定性等诸多职业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