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社会与孔子学说互动研究

周公在周初有杰出的贡献和特殊地位,其封国不仅是诸侯“班长”,而且也是宗周礼乐文化在东方的样板。至‘呀乙坏乐崩”的春秋时期,鲁国仍有着‘礼仪之邦”的美誉,再加上具备春秋社会的复杂特点,堪称诸侯国的典型缩影。自幼“学而不厌’的孔子既‘好学”,又自觉担当拯救社会时弊的使命。由‘好学’到‘博学’;由‘（博学”到‘嗨人’,孔子为早期儒学奠定规模。而孔子学说与鲁国社会的关系可以用“互动”来概括：一方面鲁国社会滋养、检验了孔子学说,成为直接源头;另一方面孔子学说巩固了鲁国‘呀L仪之邦”的地位,赋予其代表中国精英文化“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符号,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刘台拱学行考述

刘台拱是乾嘉时期著名的扬州学者。受其家学影响,刘氏对宋学的态度与时彦颇为不同。他服膺程朱,精研义理,在学术宗旨上不为汉宋门户所限,汉宋兼采。治学上专精而又会通,深于礼学。其学行在当时学术界乃是共相推服,名望隆重于一时,开扬州一带学术之风气。     

论张载的礼学思想

有见于社会政治及社会思潮的混乱,宋初的某些士大夫重视思考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张载就是其中一位。他找到稳定社会的工具是礼教。张载不仅"躬行礼教",而且发展了"礼"的学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礼学思想。将主要从礼的学理、践行及意义方面,来论述张载的礼学思想。     

张尔岐与《仪礼郑注句读》

明清更迭，社会处于“天崩地解”之势。面对这一历史巨变，社会各层作出不同的回应。就知识界而言，为维护文化传统和矫挽晚明王学空疏之弊，“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取向一时成为潮流。在此潮流酝酿之下，礼学的兴起成为有清一代经学复兴的先导。其中，大儒张尔岐对《仪礼》所做的句读、考辨，以及对礼意的阐发，倡清代仪礼学之先声。张尔岐为学路向的确立，以及其对《仪礼》研究的疏理，奠定了他在礼学研究领域和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古希腊悲剧文本中的狄奥尼索斯因素

起源于狄奥尼索斯祭祀仪式的古希腊悲剧,在其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远离狄奥尼索斯崇拜:悲剧的主角是多种形态的酒神;悲剧的情节模仿了狄奥尼索斯的经历;悲剧的某些描写借用了狄奥尼索斯崇拜中的术语;悲剧的政治含义延续和发展了狄奥尼索斯崇拜的政治作用。古希腊悲剧的发展渗透着狄奥尼索斯崇拜的因素,始终是"献给狄奥尼索斯的演出"。     

敦煌丧葬仪式与丧俗文关系探究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丧俗文,详细记载了古代敦煌丧葬习俗,可弥补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从保存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敦煌丧葬仪式大致分为临终、停丧、吊丧、入殓、出殡、下葬和斋祭七个步骤,同时因为仪程的需要,都会有相应的祭文、斋文等丧俗文学作品产生,且不同的丧葬仪程对各类丧俗文的结构模式和文体风格有重大影响。     

论唐代的早期家庭教育

由于唐代统治者用法令将直系长辈教育子女的权力法律化,使得早期家庭教育得到一定的重视和发展。胎教理论的提出,是儿童家庭教育理论的一大进步,表明唐人对儿童家庭教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而统治者打破门第观念,实行科举取士的用人政策,则是促进早期家庭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因。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除了六朝以来沿袭下来的士族礼法教育外,增加了科举教育和文学教育,具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     

神话与仪式：礼制探源新视野——兼论儒家神话再发现的可能与必要

文章回顾了中外学人,尤其是异域视野对华夏礼仪神圣效力的阐释,借镜人类学家对神话与仪式关系的研究成果,立足华夏礼制探源研究命题,反思了传统神话观对儒家神话研究的桎梏与遮蔽,认为华夏繁复的礼仪活动是儒家神话再发现的可能性视域。现有的成功实践业已表明,礼仪符号的解读、礼仪神圣根源的探索,乃至经典文本的解读,需要跨文化的广阔视野、比较神话学的类比释读视域,需要突破故事本位的神话观,回归礼仪圣物象征的大传统。因此,儒家神话再发现与重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论礼数与礼意的统一

在具体的礼典仪式中,无论是礼器,还是礼的仪节,都有一定数的规定,它是构成践礼活动必不可少的要素。任何单方面强调礼数的优先性,或礼意的重要性的观点,都是片面的。践礼主体的人,作为礼仪规则的表现者,他与礼的数度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礼数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礼的完成。只有行礼者的礼数与其名位相符、与其表现的礼意相符,才能恰当地揭示礼的形式及其内容之间的显现与被显现关系。     

论礼器的文化意义与哲学意义

在先秦礼学中,人们将世间的器物划分为祭器与养器两种类型,这是基于神圣与世俗两重世界的理论;而将礼器分为祭器与明器两类,则是依照存在人与鬼神的两个世界的理论。周人在死者的随葬品中,兼用这两种器具,正是灵魂禁忌潜在地表现出理智与情感两种矛盾的反映,礼的器具下蕴含着深刻的礼意。礼意依存于礼器的朴素思想,开启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道器关系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