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方式研究

自美国于20世纪40年代建立了性犯罪人登记制度以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得到了广泛认可,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成为预防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重要制度。然而公开方式不同,对犯罪人员权益的影响程度也不同。通过对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的因素考量与利益权衡,结合现有制度中的公开方式,我国应以设立完善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登记制度为基础,构建多层次的信息公开方式,并确立公告转查询制度,以达到保护未成年人性权利、社会公共利益与犯罪人员及其家庭成员正当权利的平衡,实现制度目的。     

从新冠肺炎疫情事件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的政府责任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大面积爆发,给社会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已造成了不容小觑的负面影响。政府信息公开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而在发生公共卫生突发危机事件时,作为合格的政府,应当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准确、及时、诚实地向社会公众公开其掌握的相关疫情信息,以"积极主动实时公开疫情"的态度加强预防、稳定人心、防止谣言扩散,鉴于此,现阶段的疫情信息发布越详细、全面,公众越能心中有数,能有效避免下一阶段工作陷入被动,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化解政府信用危机、平息谣言、消除公众恐惧心理的正面效果。     

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同及构建之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蓬勃发展。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提升的大背景下,大众传媒作为新型媒介,有着传播速度快、信息容量大、影响范围广等特点。少数民族文学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对其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大众传媒如何在主导少数民族文学建构,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自信心是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信息传播学视域下大学生微信公众平台阅读行为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大众阅读媒介逐渐发生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成为大学生获取资讯的重要渠道。微信公众平台阅读具有阅读时间短、信息量大、信息复杂性相对较小等特征。对在校大学生微信公众平台阅读行为的调查结果表明,微信公众平台阅读不一定带来知识碎片化,大学生也并没有盲目相信微信公众平台传播的信息,微信公众平台社会交往功能相对有限,社会互动中传播信息的认同感、代入感并不明显,但重要他者传播的信息会提高信息本身的可信度,热点信息也极容易带来社会共鸣感。     

对基层电信企业信息工作的几点思考

企业需要信息沟通,需要上情下达,而目前电信市县两级基层企业上报或编辑刊发的信息大多仅限于简单的图片新闻、简讯或营销经验总结与罗列,选题缺乏时效性、针对性且价值不高,虽然在"量"上有一定的保证,但有深度问题分析类信息和调研探索类的信息偏少,因此电信基层企业信息工作在"质"上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实信息撰稿工作要求电信企业基层信息员(通讯员)与新闻工作者一样,不仅需要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上下功夫,而且要求其在撰稿时遵循一定的信息写作规律,力争通过"发现梳理创新"等多种途径,写出更多带有露珠、沾满市场泥土气息、色香味俱全且具有深度的信息,使得信息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及发展中更好发挥其"助推器""倍增器"的作用。     

“舆论搭车”的治理困境与政府“双微联动”的优化路径

"舆论搭车"是社会公众基于"共情"产生的关注舆情事件、引发舆情目标转移、倒逼公权力介入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舆情事件应对能力不足,在面对"舆论搭车"时出现了不作为、不配合、不妥帖、不矫正等问题。政府"双微联动"能够引导"舆论搭车"趋向,增强舆论传播的快速性和精准性,形成舆论传播的集群效应,规避和弱化"舆论搭车"现象及其负面影响。为此,应进一步优化政府"双微联动",构建立体化政务信息传播新格局,提升政府"双微联动"的运营能力,搭建政府"双微联动"实施框架,更好地巩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