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政策中的家国责任分担研究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也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基石。伴随着社会发展及生产生活的社会化,家庭事务从私人领域逐步进入公共领域,家庭政策成为国家干预、管理家庭事务的主要方式。从我国家庭政策的变迁来看,目前家庭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处于附属地位,相关家庭政策对家庭的支持远远不够,家国责任分担出现问题,这导致家庭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应将家庭视角纳入公共政策,明确国家的责任,使国家、社会、家庭合理分担家庭事务责任,使重视家庭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家庭的共同行动。     

精准扶贫与服务型政权的建设——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再认识

精准扶贫不仅在解决中国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作用,而且还应在推动中国基层的服务型政权建设,调适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为此,国家应该改变资源的输送关系,来推动中国基层政权由"给予型"向"服务型"方面转型,并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协作机制,优化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和结对帮扶等制度来进一步密切国家与农民关系。     

溯源《贝弗里奇报告》

1942年,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爵士(1879-1963)起草了世界第一部社会保障体系著作《贝弗里奇报告》,这份文件也成为战后英国规划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社会保障体系的蓝图。在这份蓝图的基础之上,英国于1948年向全世界宣布建成第一个福利制国家。《贝弗里奇报告》是社会保障发展史的奠基式巨著,它为世界各国建立并完善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模板与指导思想。这一巨著能够在英国产生,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深受各家学派思想影响的。     

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新变化

数字技术构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图绘，从传统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从工人阶级到革命大众、从阶级斗争到新社会运动、从商品霸权到景观霸权，这个风景线上刻画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产业结构、阶级结构、社会结构等的深刻变化，要求人们重新审视革命力量、阶级力量、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似乎给资本主义注入了起死回生或“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实际上却在进一步积累使自身走向灭亡的因素和条件，给人们认识人的解放问题以及走出乌托邦的幻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维度。技术与资本的合谋成了资产阶级的猎心策略，而无产阶级要掌握技术工具来为自己服务，就必须寻求新的策略。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把握数字时代本质的基础上提出的符合人类历史规律和全球关怀的现实命题。     

以强胜快:危机治理中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了一次大考,防疫过程中,治理体系在初期应对不足,国家主导全面防疫后展现了制度优势。防控初期,造成地方应对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三:复杂体系的反应短板、疫情防控的市场失灵、危急时刻的局部"超载"。中央主导防疫之后快速掌控局面,其间国家治理体系运行主要有六大突出亮点:科层组织的战时重组、领导注意力的高度聚焦、基层社会的网络组织、集中统一的大国优势、城乡互补的战略纵深、官民合作的科技治理。最终,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了整合资源的优势,经受住了严峻危机的考验,"以强胜快"是本次防疫中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重要经验。同时,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也面临着加强预警体系建设、克服官僚主义倾向、统筹医疗公共资源和探索基层组织网络模式等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