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信息公开规范的完善

修改的《信息公开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信息的范围,细化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在依申请公开中,删除依"生产、生活、科研"的规定,同时又通过规范设计,压缩了依申请公开中知情权行使滥用的空间,增强了关涉第三方权益政府信息公开的操作性,并通过依申请公开向主动公开的转化,拓展了主动公开的范围,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有力规范保障。     

霍华德政府时期澳大利亚移民人口结构变化及其社会影响——多元文化主义的视角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移民历史的国家,移民问题贯穿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每一个篇章中,而霍华德政府时期的移民人口结构则奠定了当代澳大利亚移民人口结构的基本形态,因此研究霍华德政府时期的移民人口结构更有助于认识当代澳大利亚社会。本文从回顾澳大利亚的移民历史着手,分别从移民的类别与年龄、来源国、性别结构、地区分布、受教育水平与英语水平这五方面来研究霍华德政府时期移民人口结构的特点,探寻移民人口结构变化对澳大利亚社会产生的诸多影响。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公众感知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调查数据,从政府职能感知满意度视角,考察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公众社会信任的影响及机理。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建设性支出降低了公众社会信任水平,而公共服务性与社会管理性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社会信任水平,后两者对社会信任的挤入效应要大于前两者的挤出效应;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实施社会管理、分配资源收入等方面的满意度感知对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关系起到中介传导作用,保护生态环境绩效的中介效应因为公众的环保意识不强而未通过检验。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归属感、提高社会管理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安全感以及完善制度带来的公平感来提升社会信任。     

政府协商的基本内涵、现实障碍与优化路径

政府协商既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全方位发展的重要渠道。政府协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政府协商是指作为行政主体的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同行政相对人以及社会公众之间开展的协商。政府协商既具有协商民主的一般性作用,也具有自身的独到作用。当前,在推进政府协商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现实障碍,具体表现在协商意识不强、协商主体能力不足、协商内容不明确和协商制度缺失等诸多方面。可以从增强政府协商意识、培养主体的协商能力、细化政府协商内容、完善政府协商的相关制度等方面入手,不断提升政府协商水平。     

大数据在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应用及其法治化

大数据在重大行政决策领域的应用，属于技术理性与决策规则的有机融合。凭借信息来源与技术革新，大数据可赋予传统决策向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大数据的应用贯穿于重大行政决策始终，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等多类事项中所发挥的实践优势较为明显，能够推动决策的高效化、提升决策的精准度、增强决策机关之间的联动。然而，大数据应用可能会引发决策安全的隐忧、个人数据存在的空间被挤压以及决策失误的责任承担等难题。对前述问题提出对策的过程，实乃数据治理向治理数据的转变，此阶段不能欠缺法律法规的引导，应尝试从决策数据安全体系的法治保障、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的科学建构等层面去推动大数据应用的法治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意见

为全面及时准确了解企业和群众对政务服务的感受和诉求,接受社会监督,有针对性地改进政务服务,提升政府工作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提出以下意见。指导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对接群众需求实施服务供给侧改革,建立政务服务绩效由企业和群众评判的“好差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