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在著作权集体管理中的作用

本文根据国内外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结合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法规,研究了政府在著作权集体管理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基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自身需求和我国国情,政府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的介入有其正当性,应允许一定的垄断。此外,政府还应加强对集体管理组织经营行为的规范,重点加强对作品使用费收取标准的监管,以此规制集体管理组织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     

新型智库建设的“知”与“行”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崛起正在对世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需要有根植于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中国智库向世界"说明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期,传统的比较优势逐步衰减,各种新的发展问题互相交织、错综复杂,亟须中国智库积极发挥"转知成智"的功能,在不断总结改革与发展经验的同时,对层出不穷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难点作出科学解答,导航中国崛起,迎接新常态。中共十八届     

“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个性官员”研究

"个性官员"是指党和国家行政机关中有明确的价值主张和实际行为,并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工作人员。如果从"元治理"的视域研究,"个性官员"群体是可以和中国社会语境兼容的,其标准在于合法性标准和"返魅"标准。但在契合中会遇到官员主体和客观环境要素的对立和冲突,其原因包括制度供给的不足、"个性官员"角色冲突以及政治文化发展的滞后性等。因此,要实现"个性官员"和当代中国语境的真正兼容,必须促进普遍道德标准和官员个体创新的统一,通过法治建设实现制度"善"的落实以及构建符合公共精神的当代政治文化。     

政府与社会公益组织间互动原因研究--以河南省J志愿者协会为例

社会公益组织作为传播正能量的社会团体，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公益性的连结点。政府需要公益组织连接社会成员需求，获得社会认可；公益组织也希望得到政府的鼓励，获得公益影响。政府与公益组织良性互动的原因在于政府权威与社会自由之间的平衡。通过研究河南省J志愿者协会的发展现状，阐释了政府与公益组织良性发展的原因是政府职能边界的模糊性、公益组织的目标与政府具有一致性和公益组织必须适应环境的要求。     

“舆论搭车”的治理困境与政府“双微联动”的优化路径

"舆论搭车"是社会公众基于"共情"产生的关注舆情事件、引发舆情目标转移、倒逼公权力介入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舆情事件应对能力不足,在面对"舆论搭车"时出现了不作为、不配合、不妥帖、不矫正等问题。政府"双微联动"能够引导"舆论搭车"趋向,增强舆论传播的快速性和精准性,形成舆论传播的集群效应,规避和弱化"舆论搭车"现象及其负面影响。为此,应进一步优化政府"双微联动",构建立体化政务信息传播新格局,提升政府"双微联动"的运营能力,搭建政府"双微联动"实施框架,更好地巩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大数据在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应用及其法治化

大数据在重大行政决策领域的应用，属于技术理性与决策规则的有机融合。凭借信息来源与技术革新，大数据可赋予传统决策向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大数据的应用贯穿于重大行政决策始终，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等多类事项中所发挥的实践优势较为明显，能够推动决策的高效化、提升决策的精准度、增强决策机关之间的联动。然而，大数据应用可能会引发决策安全的隐忧、个人数据存在的空间被挤压以及决策失误的责任承担等难题。对前述问题提出对策的过程，实乃数据治理向治理数据的转变，此阶段不能欠缺法律法规的引导，应尝试从决策数据安全体系的法治保障、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的科学建构等层面去推动大数据应用的法治化。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社会性流动,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是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立足基本国情,把握发展规律,注重市场引领、政府引导,注重改革发力、服务助力,搭建横向流动桥梁、纵向发展阶梯。     

基于政企关系的人工智能时代公共治理难题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让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纵向上体现为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关系,横向上体现为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且这种网状关系与公共领域中新出现的三类问题,即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成熟造成的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了传统的社会形态而使传统社会向新时代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由于人工智能的不当利用产生的问题相互影响。     

社会化媒体时代下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调查分析

在社会化媒体下,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除了传统的媒介素养外,还应包括对社会化媒体的认识、利用和参与。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社会化媒体时代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和影响因素进行调查与分析。发现在社会化媒体下,政府官员的媒介接触情况和在信息公开渠道的建设与保障上受到教育因素的影响;而在与公众的交流意识与能力上的媒介素养还受到职别的高低和政治身份的影响。这表明公务员的权责意识还有待加强。尽管政府官员们都认识到政务微博、微信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没有制度保障,尤其是领导重视不够,都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此外由于欠缺绩效考评机制和相关的集中培训,导致政府官员在面对时表现得较为被动,出现滞后性以及"躲猫猫"的情况。为此,未来的对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教育,应当加强公务员自身素质的提高,增强权责意识,面对危机,共同应对。从新闻发言人培训过渡到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的媒介素养的提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