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望纷争背景下的“神话主义”——以武功后稷神话研究为对象

后稷的地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并由此延伸出后稷感生神话的存续形态、变迁机制等一系列问题。陕西武功地区秉持传统的"陕西关中说",地方文化学者因其所处场域而凭借惯习来选择策略,积极通过地方文献整理、古迹修缮、著书立说等活动建构了后稷神话在当地的物象叙事、语言叙事与行为叙事。地方文化学者书写区域史的知识生产过程造就了后稷神话在地望纷争背景下的多元传承形态,形成了"神话主义"的一个特例,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一方水土养这一方人,一方人必讲这一方水土"的颇有反思意味和探讨空间的知识社会学命题。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城市发展走向预测

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城市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对经济新常态下未来城市发展的走向进行预测,对制定科学的城市发展政策、引导我国城市和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比较复杂，深刻地打上了西学东渐的时代烙印，与传统儒家大异其趣。民国新儒家主要从西方科技、逻辑学、实验主义理论的角度，将墨学看作中国文化中最具西方文化色彩的部分，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墨不如儒，认为墨学的缺陷与西方文化相同，从而对墨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像肯定西方文化那样，认为墨学有一定价值，主张以儒为主融墨。另外，民国新儒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西方文化的笼罩，对墨子的伟大人格和救世牺牲精神进行高度评价。     

论社群主义的人权观

社群主义人权观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是对20世纪后期西方各国国家职能弱化和社会不公平加剧进行理论反思的产物。它强调权利的社会性和社群的人权主体地位,在权利与责任的关系方面强调共同的善,以求在个人和集体、权利与责任之间寻求平衡,重构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社群主义人权观弥补了自由主义人权观的不足,引发了人权理论不同范式间的对话,成为第三代人权理论的重要铺垫,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道路提供了启示。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对外开放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发展方略。当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参与全球价值链层次偏低、服务业开放不足、衔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有差距、对外投资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新时代全面扩大开放将围绕提升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扩大敏感服务业开放、全面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强化“一带一路”下双向投资合作等领域开展。改革开放40年来，粤港澳合作在国家对外开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仍具备独特优势，可以通过助力内地敏感服务业开放、实现湾区三地营商规则对接、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强化创新能力开放合作等路径手段，继续在国家全面对外开放的各个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在CEPA框架下广东继续“先行先试”、推动湾区要素便捷流动、发挥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制度创新优势、创新粤港澳合作机制等对于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新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经济增长减缓与稳定增长动力

文章借助艾肯格林设定经济增长减缓需要满足的条件,基于跨国经验和中长期经济增长数据寻找经济增长路径的阶段性特征。结果发现,当前无论从增长率水平还是人均收入"门槛"看,中国经济均进入增长的连续减缓期。国际比较研究发现,成功跨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在跨越临界点前至少10年间均保持相对稳定增长,其连续增长减缓过程多集中于跨入高收入"门槛"之后。当前中国刚跨过中等高收入"门槛",2008年出现增长减缓态势,2015年可能再次出现增长减缓拐点,这将使中国向高收入阶段跨越变得相对困难。文章实证分析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之源,并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经济增长动力不仅表现为引致经济增长,还要看能否驱动经济稳定增长。要结合"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适时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迎接下一个稳定增长的关键时期。     

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创业中心团队管理及其对创业教育的启示——基于学术创业的视角

在对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创业中心调研基础上,构建并剖析了基于典型团队角色的创业中心团队管理动态结构.研究表明,大学创业教育需要充分发挥创业中心的作用,运用合理的团队角色配置,能够实现知识转移阶段性和教育主体多元性的整合,符合学术创业理念的诉求,有助于大学创业中心更好地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多重功能.     

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民族志在田野工作和叙事复兴中与传统人文学汇聚，显著扩展了自己的学科边界。但是，这种扩展并没有解决社会学民族志在深度的经验发生和强烈的理论诉求之间遭遇的紧张。对于这种紧张，本文主张再访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即19世纪末期到一战之前的若干典型研究，从中反思早期社会学田野工作是如何在“直接经验”的倾向中完成类型化，以及如何在这个经验感获得的同时改变对社会世界的道德想象。早期社会学的田野工作的力量之一不在于以规范的诉求压制经验感，而是以独特的情感结构连接经验的观察和道德理想的重生。由此，我们不仅需要反思诸如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这样的简单思路，更要重新理解理论史上所谓的“进步主义式”的道德本身。这一工作对重新认识早期社会研究和今天的社会学民族志都具有意义上的准备。     

论保险业的“长期主义”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十四五”期间,我国保险行业将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增量市场。数字保险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引入,保险业竞争格局加速重构,在此过程中数字化越来越成为保险业破局的关键,特别是新冠疫情常态化进一步凸显了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保险业监管层面而言,2020 年以来,银保监会先后下发《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财产保险业务线上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财产保险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等文件,鼓励和支持保险企业加强科技赋能、加快数字化转型。可以说,数字化转型对促进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数字化已成为保险业转型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保险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已进入加速推进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