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协商民主的发展战略分析

发展网络协商民主亟待增加有效制度供给,完善基本法律法规,提升网络立法的技术性,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减少非制度政治参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素质。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有助于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实现向公民的转变。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是优化政治生态的重要途径,有助于监督公共权力,提升政治权威,维护政治稳定,加强网络监管。     

统合协作：工资集体协商启动模式

合作主义和对抗主义是协约自治模式下启动协商谈判的两种方式。前者立足劳资合作达到共赢，后者重视劳资对抗而实现各自利益。我国协商启动立法追求合作主义，但也借鉴了对抗主义的规则，而实践却呈现独特的以政府导向为核心的“统合协作”模式：劳资政三方关系中，政府力量明显强大；劳资沟通能力较弱，沟通方式或合作或对抗未成定式；政府导向是弥补劳资沟通能力的必要措施。立法与实践的偏差是由于劳动法制模式正在经历由国家统合向协约自治的转换引起的，在此过程中劳资双方追求“自治”又依赖“强制”，政府追求“回避”又延续“干预”。     

正义原则与平等自由主义

经历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之后，人们了解到作为当时西方社会根本基础之一的自由主义并不足以成为完美无缺的意识形态，它所强调的普遍有效性是可以进行质疑的。罗尔斯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平的正义理论以对自由主义作出修正，这个有关公正或者说是正义的理论，着眼于处理分配公正的问题，并着重强调两大正义原则以及其优先性，从而建立起平等的自由主义。同时本文根据罗尔斯所立足的“平等”与社群主义做出比较。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根本性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同于西方的协商民主。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基于儒家传统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观;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民主协商;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基于"民主集中制"对立统一原则的民主协商。三者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根本性质。     

论对政治行为的“社会化处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把握一般的基础理论和明确自身内在需求的前提下,破除某些传统政治观念带来的消极影响,为深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和提供更为成熟的指导理念。突出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对政治行为做"社会化处理",是对以往经验教训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理论上,它符合国家本质的要求;在实践中,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是对政治行为做"社会化处理"的重要体现。这不是一般性的调整策略,而应内化为中国基本的执政理念和战略高度上的设计,并需要着力体现在政府工作的各方面。     

当代中国生态民主主义思想初探

当今世界环境危机问题是中国生态民主主义思想产生的国际因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反生态化运作是中国生态民主主义思想产生的外部参照;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促使生态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当今中国生态民主主义思想是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思想依据,以中国共产党生态民主思想作为理论基石,以国际生态民主学说作为基本理论渊源的新型民主学说。中国生态民主主义思想研究可以分为四大流派,即系统论学派、审议论学派、女权主义学派和均衡分配学派。     

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分层建构

协商民主致力于建立多主体间平等沟通的平台和机制,使人们在浓厚的民主参与体验中实现个体偏好的转变和汇聚,而非简单甚至粗暴的"被代表"和"被聚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协商民主实现了对传统民主形式的超越。作为一种民主范式,中国式协商民主应基于系统性和统驭性的视角,通过顶层政治构建重塑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中层政策创制提升协商民主的主体效能,并以基层治理民主开辟协商民主的实践进路,从而以多元化、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有效应对现代异质性社会的复杂治理需求。     

西方协商民主领域中叙事研究的进路与反思

协商方式一直是西方协商民主研究的焦点之一。部分协商民主论者在对理性论辩式协商理念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将叙事纳入协商民主话语体系,视叙事为协商方式的另一种选择。作为协商方式的叙事,有着特定的内涵,它对协商民主理想承诺的实现,有着重要作用。在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进入系统方法研究阶段之际,协商民主领域中的叙事研究也迎来新的挑战。     

一致的达成--基层社会治理下的协商空间

“社会治理”作为党的新兴执政理念，倡导“多元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伴随社会治理理念的持续发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基层政府不断探索求新的试验田。在基层，社区居民、村落居民各自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中，涌现出多种多样的协商形式，为营造基层协商空间提供了制度化参与平台；但介于许多协商形式是长期制度实践的结果，其在程序化方面尚未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加之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受传统“权威性自治”思维的支配，这在一定程度上了压缩了基层协商讨论的自治空间。因此，优化基层民主协商形式，维护并开拓基层协商空间，成为基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一条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