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先比丘经》中的希腊和中国因素

汉文<那先比丘经>是记录希腊裔的弥兰陀国王与那先比丘之间关于佛教教义问答的重要典籍.在<那先比丘经>中明显地存在着柏拉图式的追问和辨析理式这两种希腊因素,也存在着更多的中国因素.经中以大量的篇幅阐述了孝顺这一典型的中国伦理观,并且讲述了逝者如斯、上知下愚、学而知之、大羹不和、临渴掘井等出于儒家经典<论语>、<中庸>和<礼记>的思想观念,安时处顺、知足者富等出于道家经典<庄子>和<老子>的思想观念,以及所临唯信这一出于<左传>的思想观念.那先这一名字,含义本来是清楚的,却出现了不少猜测,它们既表也在后人的引述中,也见于经文中.汉译经文的行文特征也与印度和西域僧人的译文有差别.据此,可以认为汉文<那先比丘经>的译者为一位中土士人.     

冯延巳《阳春集》真伪论考——兼论《阳春集》与《寿域词》之关系

<阳春集>就其写作数量、艺术水准、艺术风格三个方面来说,都是超越南唐时代的,它应该是柳永之后、晏欧之前时代的产物.正中体形成历程全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阳春集>中出现的地名风物与冯延巳身世及所处时代的文化氛围也不相符,如冯词中出现的"芭蕉"等物象即与其身世不符,咏梅词<鹊踏枝>则改窜自宋人杜安世之<蝶恋花>.由陈世修编订的<阳春集>很可能是一部伪作,其词作来源应与杜安世的<寿域词>有关.     

农民集体的土地收益权保护

目前,农民的权益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然而人们在关注"三农"问题时,农民集体的权益往往被忽视,农民集体的土地收益权更是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保护集体土地收益权,保证农民集体稳定而充足的收益,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集体土地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土地利用和土地流转.农民个体在征地中收益分配的增加,不能简单地从农民集体收益中化转,而是应保护农民(包括个体和集体)享有对土地收益增值的权益.要实行更加严厉的耕地保护政策,就必须下决心让政府退出土地经营,而让政府退出土地经营的最好办法则是让农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收取土地承包费是基于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对其土地利用有权获得收益,在形式上,是由发包人与承包人经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收取.至于发包人是否收取土地承包费、如何收取,应该由土地所有者即农民集体来决定.     

基于SAP的区域PRED协调发展动态评价与诊断

本文基于SAP(集对理论),分析了PRED系统指标的反馈响应与对立变换,定义了PRED系统指标的动态集、标准动态集、协调发展集对及其基集、联系数测量方法。提出基于信息熵的指标赋权方法与联系数法PRED系统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模型。以泉州市PRED系统协调发展的诊断性评价为实例,说明方法的应用。     

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作家的乡土立场

近现代东方社会普遍进入现代化历程，这个进程与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交汇一起，20世纪中后期又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乡土”成为东方作家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选取的一个最根本、最本土、最自我的文化、文学甚至政治立场，他们以“离乡”和“批判乡村”拉开乡土文学的序幕，接着以“乡村批判”和“归乡”为乡土文学的自觉时期，后经“乡土”与“祖国”的同一以及“仰视乡土”的“新乡土文学”的创造，最后进入文学、文化、人类灵魂的乡土“寻根”之旅，“乡土”被赋予了文化批判与现代审美价值。     

存美于诗,让美永存--济慈的艺术观与人生观

对英国诗人济慈的艺术观和人生观进行了剖析,提出济慈忠于生活真实的诗歌美学对艾略特等后世诗人的影响,以及与莎士比亚的艺术主张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相似之处.同时指出,济慈现实的、乐观向上的人生观与其追求美与真的艺术观的完美结合是济慈之所以少年有成,影响深远的原因之所在.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简述陆九渊的经学思想

南宋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对传统经学采取尊重与怀疑的辩证态度,这是由他立学的宗旨和问学的态度决定的。他主张自立、自得、独立思考、大胆疑问,也因此形成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精神,创立了心学一系。象山经学可说是传统经学的心学化。其心学开一代学风,对推动中国学术的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桐城文派"中兴"的一场大气磅礴的"宣言"--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析论

曾国藩千字文使日趋衰弱的桐城派回光返照,并由此“中兴”,而名声大振。行文表达创建湘乡派的“心声”,企图重振桐城文雄风。顺应时代剧变的需要,提出“文章与世变相因”文学理论,注入“经国济民”现实内容,以桐城文章来倡导洋务,铸就湘乡派卫道成仁的军魂,使文学发挥其社会功能。全文颇得桐城派作文之精髓,亦体现曾氏为文“气盛”的文章风格。     

文化视角下的领导研究

本文从文化视角研究领导科学．颇有新意，本文对丰富领导科学研究的内容与扩展思路是很有意义的。希望时此有兴趣的研究者，撰文参加讨论。     

论冯至《十四行集》的哲理性追求对早期诗歌的继承与发展

冯至创作于四十年代的《十四行集》表现出浓重的哲理性追求,这些诗歌往往通过身边习见的细小事物传达形而上哲理,并且对“蜕变论”思想表现出极度的热情和偏好,而贯穿在整个《十四行集》中的是对于孤独与死亡的追问与思索。这些特色在他二十年代以抒情为主调的创作中已有所体现,《十四行集》正是对它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