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追偿权的“背锅”理论及法律关系展开——对《民法典》规定的侵权责任追偿权规则的整理

侵权责任的追偿权,存在于连带责任、替代责任、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先付责任、补充责任以及附条件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等不同形式的多数人侵权责任之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特别是在侵权责任的立法中,对于如何确定追偿权,认识不一致,理解不相同,立法规定也有异,缺少统一的见解和对策。事实上,侵权责任追偿权的法理基础,通俗地表述就是"背锅"理论,即在多数人侵权责任中,责任人为行为人造成的损害"背锅";既然是责任人为行为人造成的损害"背锅",就应当有统一的"甩锅"的规则,这就是追偿权的原理。整理《民法典》关于侵权责任追偿权的规定,可以看到多数规定是正确的,但也有部分规定有待于一步深入研究,旨在提出更好的解决追偿权的具体规则。     

叙利亚危机中的中美俄竞合关系

2011年底爆发的叙利亚战争是一场地区化和国际化的战争。作为对世界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在这场战事中展示了不同的外交政策手段和关系处理模式,印证了新时期大国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特点,也对未来中美俄三边关系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与美俄在叙利亚战事中博弈对立的关系模式不同,中俄在继续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同时,还在叙利亚问题上保持了理念一致的合作;而同时期的中美两国虽未在叙战场上发生直接碰撞,但其竞合关系也在地区外延的领域充分展现。本文总结了叙利亚危机中美俄博弈从代理人战争、直接军事介入到争夺战后重建主导权的三个阶段,也分析了中俄在"中国方案"保障下在叙利亚战场内外两个层面的合作,并最终归纳中美俄竞合关系的形成原因、结构特点和发展方向,说明叙利亚危机既揭示了中美俄三边关系结构的内在逻辑和矛盾,也扩大了三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空间,还对未来三个大国构建新型关系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浅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新变化

网络的不断发展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挑战。究其本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与现实世界是一致的,此外,情景依赖性与动态建构性是它的新特征。新变化要求我们在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时,合理利用网络环境,进入网络,与受教育者共境;转变教育观念,与受教育者平等交流;加强理论研究,把握主动权,以切实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     

内涵、价值、进路:简论制度公正及其可能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的现代化。制度的首要德性在于公正性,公正的制度能有效规约人们的交往行为,激励人们以合理方式获取利益,影响人们的价值追求和思想观念。制度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和保障,其实践意义在于构建各方面均衡的利益关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现阶段,实现制度公正要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们的需要和利益追求;要构建法治社会,增强人们的社会认同感;要促进阶层流动,构建公平正义、充满创造活力的和谐社会。     

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制度的完善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为我国对外劳务合作关系的调整提供了法律依据,明确了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关系的构成及性质,确立了对外劳务合作的市场准入制度及劳务人员在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基本界定了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关系的内容,但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下三方主体间的权利义务模糊,服务合同的性质不明确,法律责任的规定有失公允,一些管理性规范在司法实践中的效果大大减损等问题。应在《劳动合同法》《合同法》中增加有关对外劳务合作的内容,公平划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与劳务人员的法律责任,加速与主要劳务输入国劳务合作条约的建立,并把劳务人员权益的保障作为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关系调整的主旨。     

清代光绪朝札萨克图王旗招垦开办蒙荒中的移民问题及蒙汉关系

清代对蒙古族聚居的地区属地内实施封禁和蒙汉分治。随着清初顺治年间官方招募移民以及为谋求生计汉族的自发移入,汉族人口的数量不多增多,封禁政策受到冲击,蒙汉关系也发生变化。嘉庆五年(1800年)下旨可"接地养民""以资蒙古生计",将处理郭尔罗斯前旗蒙荒开垦的原则和办法,载入《大清会典事例》等文献中,并通告各蒙旗,宣告蒙地开始弛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又宣布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即彻底废弃原有对蒙封禁、禁垦蒙地的政策。光绪朝有组织地把大批汉民移入蒙旗,大量拍卖蒙荒,使得蒙地发生社会变革。自此蒙地封禁和蒙汉分治政策最终瓦解。汉族人口的迁入过程中出现了土地私垦,在光绪朝最终被迫招垦开办蒙荒,在札萨克图王旗夹杂着蒙、民矛盾与纠纷。但是随着蒙汉之间相互学习、和睦相处,客观上促进了蒙地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加强了多民族生活区域的繁荣。     

孔子阶层美德伦理刍议

阶层划分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孔子的阶层美德伦理以"士农工商"四民的职业划分为现实根据,同时对"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等级划分进行了生产、分配、消费上的经济规定,并为每一阶层的利益追求提供了价值标准,使其在追逐现实利益时,也依然能够保持对义的坚守。以此在规范当时社会秩序的同时,也能跨时空、超阶层地为现今社会结构的完善与义利关系的统筹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