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学问》研究

《大学问》是王阳明研究《大学》的定型之作，其文化前提是以孔、孟等为代表的儒家心性之学。在这一前提下，王阳明具体展开了对朱子学的批判性反思。在其思想文化前提的作用下，在反思朱学过程中，王阳明确立起了自己的哲学立场、哲学逻辑及观点，即《大学问》所集中表达出来的、作为王学最高发展的“致良知”逻辑，并且王阳明通过对《大学》的逻辑解读确立了自己的哲学立场。     

阳明"理障"说的提出及其问题

本文试图从阳明"理障"说的提出入手,探究阳明学术自"龙场悟道"之后如何从"格物穷理"的为学工夫中突破出来、创立"致良知"说的内在逻辑进路.在此基础之上.深入揭示阳明"理障"说对"理"本体的破除、"良知"本体的挺立所带来的问题.     

诗意·劳作·栖居——海德格尔人类生存论二维解构

外涉物性的造居与内涉心灵的安居构筑了人类生存的二维视域。劳作是诗意的蕴藉,诗意是居的魂灵,诗意和劳作是人生的一体两面。纯属劳作诗意殆尽,而消弭劳作诗意亦不存。在诸神退隐、技术褫夺、劳作异化的图画的时代,要用畏和良知来召唤诗意地栖居。     

王阳明"致良知"认知模式的探析

为了揭示王阳明"致良知"命题的思想意义,采用儒家经典解释学思想的方法,认为"致良知"就是良知从人心的"本然之知"回到本心的"明觉之知"的过程,它的逻辑就是由体到用,最后回到体,亦可以称为"知行合一",即本体的良知与主体良知的合一,以及主体认知与主体实践的合一。     

王阳明思想中“言语”与“心”的内涵

王阳明的一生 ,可以说始于“无言” ,终于“无言” ,但在始终之间却有“言语”。这“言语” ,实已隐含了阐明其思想的关键。本文探讨了作为王阳明思想的核心的“良知”(心之本体 )说以及“致良知”、“心即理”等“言语”的意义及其思想内涵。作者认为 ,在王阳明那里 ,良知本身是不能用话语来捕捉的东西。而“良知”一语 ,是把本来无法用言语来阐明的本然自我 ,用言语作了表述。提倡“致良知” ,就是要回归自己本然的样子。这若有似无、若简易而又精微的“良知”话语 ,成为对最深邃精奥之本我的指涉。这个表述自我回归之无尽期的语词 ,在自我本然中即化为“无言”的存在。这应该就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终极目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税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王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王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王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治哲学语境中的阿克顿思想述评

阿克顿从人类义务的角度来阐释自由，把自由视为人类良知的守望者，认为自由的神圣职责就是防止不正当的支配优势的出现。他反对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主张建立代议制政府、推行宗教宽容以保障个人的自由。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时，他把暴力革命看成是改革的最大敌人和违背自由原则的恐怖，提出要警惕以平等，以人民和民主的名义对自由带来的伤害。由此，阿克顿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发展史上将自由的价值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极大地推动了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发展。     

论新闻传媒在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

执政党面临着如何执好政、掌好权,提升执政能力的考验.在此过程中,执政党需要一定的资源作支撑,来为执政目标服务.新闻媒体作为党的特殊执政资源,拥有丰富的信息来源、畅通的传播渠道、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在为执政党提升执政能力中发挥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引导社会舆论中的"议程设置";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表达意见创造好的公共平台;危机事件发生后的新闻发言人积极"发力";舆论监督中的彰显良知和正义.     

神性?人性?兽性——对《萨勒姆的女巫》中 “谬论”的解读

超越狭隘的现实功利性的理解，将阿瑟·米勒的《萨勒姆的女巫》放在更为广阔的审美视野中加以考察发现，该剧紧扣由原始思维逻辑所形成的“谬论”展开戏剧冲突，展现了萨勒姆镇荒谬地赋予一群无知无畏的小女孩命名的特权，将“谬论”当作法律审判惩罚无辜平民，从而深刻揭示出人类自身思维的局限性和由此而导致的人性堕落与良知犹在之间的冲突，警示人们拔除心中的魔障，从神性和兽性的诱惑中走出来，在人性的回归中提升生命的层次，锻造人的生命意志。     

那个“个体”——索尔仁尼琴精神礼赞

有些人为所有人活着。他们是人类尊严和不屈精神的代名词。面对他们，我们必须表示敬意。索尔仁尼琴就是这类人的杰出代表。在索尔仁尼琴的名字之前，人们已经加过许多形容词和前缀，譬如流亡作家、民族的良知、文化的主教，等等。然而，最适合他的名誉恐怕只有一个：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