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的文学良知——从《母亲》到《不合时宜的思想》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高尔基的<母亲>和<不合时宜的思想>作为体现作家政治思想进步和落后的两极之作.但重读<母亲>,我们会发现,作家在其中表达的是提升人的品德、改造俄罗斯文化、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尊重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即人道主义思想,而非对无产阶级与专制统治者进行暴力斗争的再现.而十月革命前后创作的政论<不合时宜的思想>,则是<母亲>基本思想的延伸.两部作品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它们共同体现了高尔基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思想,表现出作家对艺术良知的坚守.     

虚无、明觉在王龙溪良知学上的意义

虚无、明觉为龙溪哲学的重要概念,它们具有紧密的思想关联,无论在龙溪对道德价值的界定上还是在其修养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多有人因此而批评龙溪入于禅。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这两个概念在龙溪哲学中的深刻内涵及它们之间的深刻联系及其在道德本体与修养实践上的意义,从而证明龙溪之虚无与明觉与禅是有本质不同的,不能因此而判定其入于禅。     

用西方文论解析张艺谋电影

本文运用女性批评和原型批评文艺理论的观点 ,着重分析张艺谋农村题材电影 ,提出张艺谋通过女性视角来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 ,并用电影画面激活了“才子佳人”这一古老原型。其影片魅力是人类集体无意识和艺术家良知的结晶。     

从事物之“理”到“格物”至善——王阳明“四句教”的社会存在论阐释

王阳明的“四句教”是他整个思想的核心。通过对“四句教”的分析与展开 ,阐释了王阳明在“格物”以“为善去恶”中实现事物皆得其“理”的主要思想 ,同时也阐述出他思想中有关社会存在与社会改造的理论依据。     

阳明心学的科学思维特征简论

由于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理”，学界一般认为他对客观世界的知识缺乏兴趣。实际上，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是阳明心学内在的需要。王阳明认为知识探索需要在正确价值观的指导下展开，致良知必须循序渐进。他强调认知行为的阶段性，主张应该如同明镜照物一样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这些观点都显示出深刻而丰富的科学思维特征。正确把握阳明心学所蕴含的科学思维特征，既是准确全面继承阳明心学的内在要求，也为推动阳明心学与现代生活融合，特别是与科学研究活动相融合，提供理论参考。     

“司法无良知”抑或“刑法无底线”？— —以“摆摊打气球案”入刑为视角的分析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司法良知是对正义这一合法良善价值的追求,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内在支撑。"摆摊打气球案"的有罪判决违背了"三常"法治观,暴露了司法人员对社会生活经验把握的极度缺乏,对世俗人情与人性的疏离,缺乏对事物基本的是非善恶之判断,是一个丧失了司法良知的判决。刑法底线是罪刑法定原则以及作为其体现的罪刑规范(构成要件)。"摆摊打气球案"的有罪判决,意味着司法人员对刑法条文的机械理解,放弃了在法律中寻找有关何谓枪支以及是否具有可罚违法性与归责可能性等概念的明确理解及其限制,处罚了不该处罚的行为,突破了刑法的底线。坚守司法良知,坚持刑法底线,才能实现司法正义。司法良知代表了法规范之外司法正义的实现路径,刑法底线代表了法规范之内司法正义的实现路径,二者分别从法规范的外部与内部共同发力,合力实现司法正义。     

坎陷开出民主不同理解九种——关于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不同理解的评论

自牟宗三提出坎陷开出民主的思想以来,相关争论不断,总的倾向是质疑者多,认同者少。本文将这些不同意见划分为内圣实非可能论、内圣外王俱失论、无法直接开出论、反泛道德主义论、内圣取代外王论、良知不可坎陷论、坎陷须行两步论、坎陷或非必要论、实践理性优越论等九种,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一一予以评论,希望以此消除对牟宗三这一重要思想的误解。     

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论司法良知作为刑事裁判说理的道德基点——以“道德恐慌时代”的去罪化共识为视角

近年来，与“道德恐慌时代”的入罪化诉求相反，社会对于部分犯罪陷入了反向恐慌，达成出罪的高度共识。对于前者，即使不能入罪，刑事裁判凭合法性和公平性也能取得社会认同；而与后者共识相悖的刑事裁判仅此已不能证成其正当性，道德冲突已经从“公平”的职业伦理要求转向“正义”的良知底线，因此动摇了社会的遵法守法意识。为使刑事裁判道德可接受，说理必须以司法良知为道德基点。基于司法论证前提集的饱和要求，刑事裁判说理仅以法教义学诠释为前提是不充分的，司法良知作为说理的基点是刑事裁判社会证立的应有之义，与依法裁判立场并无冲突，也不会损害社会对可预测性的期待。相反，道德理由在教义学诠释传统下的隐而不彰，才是社会对刑事裁判作出否定性道德评价的重要根源。